第三部分第55節 為民請命當寬容

為民請命當寬容

——訪《京華時報》總編輯朱德付

文/陳春彥欒輝戚占能

采訪者：我最近仔細拜讀了你寫的那本《義無反顧》，很受感動。一個簡單的交通事故案竟然引發一連串的官司，而你們竟然能夠一陪就是五年，絲毫沒有動搖，太難了。我想知道，你現在還在努力嗎？

朱德付：你們也關心這個案子的事？說起來話就長了。不過，現在這個案子已經結了，劉秋海敗訴，我們（編者注：指朱德付、《南方周末》、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都敗訴。按我的理解來說，勝敗乃兵家常事，關鍵是展示了中國的司法現狀。我們是抱著雖敗猶榮的觀點。如果我們真的勝利的話，反而不正常。很多情況下，正義要伸張，要花時間。所以說，這個官司可能敗了更好，能夠反映目前真實的司法現狀。從個例來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報道時間最長、報道量最大、牽涉範圍最廣的一個案子，也可以說是達到了效果。

采訪者：你認為達到了什麽樣的效果？

朱德付：我們敗訴是肯定的。因為是反映司法腐敗，如果勝訴了才奇怪。那樣的話最後反而粉飾太平。我們現在把血淋淋的事實暴露給大家，引起大家去關注司法的一些問題，可能就會不斷地推進司法的進步。出現這個事件後，我們這麽多年地跟進它，從一審到二審，我們能不斷地反映我們的聲音，也反映了中國的司法進步很大，起碼可以說出來了。

同時，我也看到了媒體的進步，媒體正在成為越來越獨立的力量。所以說，我們應該更有信心。

采訪者：這麽多年，有沒有廣西的公安廳或者什麽部門給你們發函不準報道這件事情？

朱德付：沒有，而且發過來也沒有什麽用。這是兩回事。司法有司法的程序，媒體有自己的程序。我隻做我們的工作，他有他的道理。不一定真理都在我們的手上，我們隻是不斷地展示事實。

采訪者：看來，你們也對這件事進行了反思？

朱德付：這個事情做到最後，我都覺得有點過了。即使我們想伸張正義的時候，也會對別人構成傷害的。包括對陳小俐，她雖然誣陷劉秋海，還做了不少壞事，我們所說的都是事實，但是我們這樣做起碼對她的名譽構成了傷害。哪怕所說的全部是事實，但是還是構成了傷害。現在想來，作為媒體，也還是要寬容地看待這件事情。我們是要講正義、非正義，但是具體對某一個人不能孤立地說是好人還是壞人。

畢竟從個人的角度來講，她是很弱的，是弱勢，我們是很強大的媒體。搞到最後，她用司法來維護自己的名譽，對抗輿論，其實已經與她本身沒有太大的關係，跟劉秋海也都沒有什麽關係，而變成了媒體與司法兩家在拚殺。

采訪者：那你怎樣看待今天輿論監督的作用呢？

朱德付：現在輿論監督的作用，應該說越來越凸顯出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個社會進步很大，輿論的監督是與國家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分不開的。

媒體的監督，不是一時的監督，並非圖一時之快出口氣，而是建設性的。我們不是要毀滅什麽東西，而是要幫助建設一個東西。暴露的目的是為了建設，立在破之中，破是為了立。這就是理性的建設態度。

今天，我們《京華時報》注重監督的是個例。我們把它當作一個獨立的事情來做，不去做現象。《京華時報》的稿子永遠不做現象的東西。不要談現象。談現象把握不好，一棍子打翻一堆人，這樣不好，政治上也有很多的風險。如果你抽象地說公檢法怎麽黑，怎麽腐敗，這樣談誰都不高興，也不符合事實。畢竟大多數都是好的，不可能大多數都是壞的，但是有局部和個別人確實不好。所以，我們做的時候，就講這個人這個事做得對不對，這個人的行為好不好。就事論事。

越個體越有殺傷力，越具體越生動，越具體越豐富。我們理解豐富就是很簡單的，很單純的。我們創刊的時候，也走過一段彎路，動不動就是一團黑，很多人要做現象，要搞一個話題，我一直不主張做話題。我主張就是單純，把複雜化成單純。

據他們說，在北京報紙上頭版頭條批評公安的稿子，《京華時報》首開先例。這是前年，我們在一版配了交警收黑錢的稿子。當時我們也有很多人認為不可能，不應該這麽做，但是我認為沒有問題，這個標題是我起的。最初編輯是將這個稿子放在後麵的版上，做得很小。我最後把它給調到了頭版頭條，題目就是“北京記者暗訪個別交警收黑錢”。我們是說這個人，個別的事情，而不是說整個交警收黑錢。整個采訪過程很真實，無懈可擊。出報以後在北京警界反響很大，後來相關單位的領導給撤了，警察對照報紙進行整改。

這說明他們也是希望好的，暴露出問題以後，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采訪者：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媒體存在一個現象，那就是異地監督比較多，《南方周末》可以說是最典型的。對此，你如何看待呢？

朱德付：這和報紙定位有關，《南方周末》是全國發行的報紙，當然全國都在它的報道範圍之內，不是說為了異地監督，而是從事情的本身是不是具備典型性、可報道性來判斷的。

采訪者：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媒體的一種妥協。因為本地的事件有時不便於監督？

朱德付：都有這個問題。《南方周末》在廣州，它要營造好它的宣傳與生存環境，相對來講，對廣州報道少一些，不是沒有報道，但是管製性較大，總的來講，報道量很小，但是在別的地方提了以後，影響深遠，這樣的監督比較多一點。

另外這也與報紙定位有關。我們《京華時報》就不可能做異地，我們是北京發行，我們不做外地，很多人要到外地去搞，我不允許去，媒體的功能不允許，你到外地，會帶來很多負麵的影響。

采訪者：有人說《京華時報》因為是《人民日報》的子報，所以有著先天的優勢。你同意嗎？

朱德付：肯定有這樣的因素，我們在北京的輿論監督，在北京的媒體中是重量級的。因為我們是《人民日報》的子報，很多北京的單位會盡力給予配合，對我們幹預少一些，不能直接指示我們幹任何事情。但是，我們對北京市委宣傳部所有的建議都會接納，因為大家都在這裏工作。實際上，我們麵臨的禁忌都是一樣的。

但是，不叫你去做什麽之後，還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要盯著幾個不讓你做的事情做，眼睛放在可做的上麵。地雷就是地雷，叫你不要碰它，你就不要去碰。我們走過雷區，前麵就是海闊天空。我們不要像工兵一樣，每天排雷，報紙不是地雷兵，用不著天天去排雷。我們做的監督，任何報紙都可以做。

采訪者：你在北京已經工作近兩年了，你覺得北京的報業市場競爭處於什麽樣的狀態？

朱德付：非常的溫和。你隻要努力，就會有很穩健的發展，如果你放棄，就意味著犧牲。北京的報業門檻是非常低的。我說我們在北京都有機會再辦一家日報，還可以讓很多的老大哥變成先烈，因為北京辦報紙，確實職業化的程度不會很高。

我覺得《信報》還有一點忍性，堅忍不拔的精神比較可嘉，不管是守住還是守不住，都要這個精神。

采訪者：可不可以預測一下，北京的報業市場，什麽時候才能夠有比較激烈的競爭？

朱德付：我估計還要三兩年，要有更加市場化的媒體再進入。如果北京再進兩家日報，市場就可能完全地被激活，現在說溫和的意思就是我不努力也可以做得很好，也能賺錢，稀裏糊塗地也能賺錢，如果到了你不做就得關門的時候，就會做好。生存的壓力永遠大於理想的壓力。沒有飯吃的時候，大家就會拚命地工作。如果再出現兩家日報的話，就會全麵激活起來。

采訪者：你能預測一下，中國媒體的未來十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的發展走向？

朱德付：這個很難，要看國家政治改革的步伐，現在的意識形態變化非常大，我在1979年絕對不能想像中國會發展到今天。我們在這樣的基數上，在這樣的加速度下，不可想像十年將會有多大的進步。加入WTO以後，中國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轉，我估計五年的時間，也許報刊都放開了。

采訪者：你覺得海外的媒體對我們壓力有多大，或者說我們能承受這樣的壓力嗎？

朱德付：不存在壓力這個東西。狼來了，你也會變成狼。海外媒體的加入會激活很多的東西。報業的競爭不是你死我活，是把事業做得很大，蛋糕做得很大。過去是小蛋糕，大家活得都不自在，通過競爭，蛋糕做得很大，大家活得更愉快一些。西方的媒體過來，會推進本土報業的革命，這是助推器，是本土化。媒體就是本土化。

采訪者：最後能不能簡單概括一下，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對你的人生有什麽影響或者說你有什麽感悟？

朱德付：我大學畢業以後做過黨校的老師，讀過研究生。就我這樣的性格來講，可能還是比較適合做自由職業者。

媒體有一個好處，媒體它是一個社會。我們講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媒體是整個社會各方麵力量的匯聚點，整個社會環境都在我們的視野之下，包括政府官員，包括社會最底層的普通百姓，都是我們事業關注的。這個職業應該講，最能體現一個人的職業感和崇高的追求。

我的性格，估計是非常的理想主義者，隻能做除暴安良這類事。而且這個職業不僅可以解決生存，同時可以賺到一點錢養家糊口。理想與現實是結合的。

采訪朱德付是從下午2點半開始的，直到下午4點半《京華時報》要開編前會、我們不得不讓出所在的會議室和我們的采訪對象時才結束。

當我們把大小二十多個問題展示在朱德付麵前時，他快速瀏覽了一遍，說了句“這麽多問題”。我們趕緊表明，這些都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如果不方便有的可以不回答。他卻很爽快地說：“沒有什麽不方便的，我都可以回答。”

在快速進行的訪談中間，他曾經抽空下樓去簽了一份購房貸款。這是兩年前他初來北京時所不曾想到的。因為他說過，《京華時報》人員流動性很大，約占百分之二十。他本人隨時準備流動。他解釋此次買房的原因說，夫人喜歡上北京了。

而他對北京的評價是“山高水深，藏龍臥虎”。2001年，他初來北京時，來來往往的都是“高人”，聽得他雲裏霧裏，簡直感到自己根本“不懂報紙”。他便去請教，怎樣才能做一張中國的《紐約時報》或《泰晤士報》？結果沒有人給他錦囊妙計。他隻好自己去做，說幹就幹，幹了再說。

雖然遠離目標，但卻已經開始努力。他說自己確立的是百年目標。最近，他似乎明白南北確有差異：南方重操作，北方重理論。孰優孰劣，他未作評論。但是，看起來，他是留下來了，哪怕隻是因為夫人的緣故。

《京華時報》的發行量到底有多少？朱德付坦言，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沒有一家報紙是在說真話。但是，他反問道：“如果說我們的訂戶超過了《北京青年報》，你們信嗎？”信不信其實都不重要。當我們一起采訪的同事打電話說一萬多字的錄音稿無從刪起時，我不得不承認，北京的報業又多了一個“高人”。

隻不過，他不是跳高運動員，他是用腳一步步地走上去，有時甚至還往後退幾步。他可能永遠無法企及理想之高，但隻要在不斷實踐，他以後的采訪錄音會不會更難刪節呢？

什麽叫封殺你？他不可能不讓你辦報紙。他們封殺不了。等你報紙做大了的時候，他就希望你支持他。他會主動找上門來。所以，現在我們采訪沒有問題，這個和你的影響力有關，總有人可以接受采訪的，除非你的報紙真有問題。

記者采訪被打是個例。記者采訪是一種職業行為，沒有一個單位說想去打記者。打人犯法呀。這種事情很少發生，但是記者在采訪的過程中，也要講究方式方法，不能太霸道，要很平等地介入，了解事實的真相。我們不能坐在那裏認為，弱者就一定是正義的化身，不是這個概念，弱者也可能是刁民，胡作非為的有，胡說八道的也有。不能先入為主，不要帶成見進去。要求記者看問題的時候，心態是平和的，通過查訪，一步一步地揭露事實的真相，還原事實的真相。

因為他的一次意外發現，牽扯出一串長達五年的官司；因為他和同事們的不懈追擊，一個普通的交通事故報道演變成媒體與司法腐敗的公開較量；因為他的一本《義無反顧》，激勵多少青春少年鐵肩擔道義，夢為新聞人。朱德付，這個極普通的名字因此具有了傳奇色彩，並且脫穎而出。

朱德付，男，1963年5月生於江西。中山大學文學碩士，主任記者。現任《京華時報》總編輯兼副社長。曆任《南方周末》編委兼記者部主任、《南方都市報》副主編、《南方日報》新聞采編中心副主任兼機動記者組組長、南方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信息時報》總編輯。出版長篇紀實報道《義無反顧》，新聞作品集《我不是個壞女人》、《包房裏的公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