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征服中國

在河南洛陽市東郊一片鬱鬱蔥蔥的長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稱為“中國第一古刹”的白馬寺。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間的寺院，以它那巍峨的殿閣和高峭的寶塔，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遊人。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由官方營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營建與我國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緊密相連。相傳漢明帝劉莊夜寢南宮，夢金神頭放白光，飛繞殿庭。次日得知夢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帶）遇上了在該地遊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騰、竺法蘭。蔡、秦等於是邀請佛僧到中國宣講佛法，並用白馬馱載佛經、佛像，跋山涉水，於永平十年（67）來到京城洛陽。漢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樣修建寺院。為銘記白馬馱經之功，遂將寺院取名“白馬寺”。

佛自西方來

中國的佛教來源於印度。佛教的創始人是喬達摩?悉達多，後被尊為“釋迦牟尼”，意為“釋迦”族的“聖人”。大約公元一世紀前後，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漢明帝曾派入去印度求佛法，抄回佛經四十二章。在洛陽城外修建白馬寺安置西域僧人，成了中國內地第一座佛教寺院，在東漢桓、靈二帝時，西域僧人安世高等來洛陽翻譯佛經，從此佛教各派經典開始被陸續翻譯介紹到中國。

佛教剛傳入中國時，人們隻是把它看作神仙方術的一種，隻有一些社會上層和少數貴族信奉它，社會影響不大，也沒有漢人出家為僧的。外來僧人也常常依靠巫術、咒語等手段來傳播佛教。三國時，有僧人康僧會來江南傳播佛教，得吳地統治者孫權等人信奉，佛教由此開始在南方流傳。

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陷入了連年不斷的戰禍之中。長期的兵甲相交，使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連那些門閥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變，日月無常。在這種情況下，渲染人生苦難、諸法無常的佛教教義，特別容易被人們接受。因此佛教在這一時期有了迅速的發展。魏晉時期玄學盛行，老莊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時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學，用玄學的語言，以老莊玄學思想來解釋大乘佛教空宗學說，受到門閥士族和士大夫階層的歡迎，於是玄學和佛學合流，佛教在社會上得到更加迅速的傳播。

東晉時，有僧人釋道安，以當時流行的玄學的義理來解釋佛教教義，並用他所理解的玄學化的佛教教義來指導佛學研究和佛經翻譯，成為當時有名的佛教學者之一。他組織和領導了佛經翻譯工作，提出了一些譯經時應當遵循的原則；他對當時流行的漢譯佛經作了初步整理，編纂了佛經目錄，還為憎侶團體製訂了共同生活的法規儀式，為後世的佛教徒所遵循。

釋道安的第子慧遠長期住在廬山，聚集僧眾，講授佛學，著書立說。他極力調和佛學和傳統名教之間的矛盾，努力協調佛教和封建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並提倡死後轉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信仰，被後世尊為淨土宗初祖。他所領導的廬山僧團成為當時中國南方的佛教中心。

公元401年，有西域僧人鳩摩羅什來長安譯經。鳩摩羅什在長安草堂寺先後譯出佛經35部300餘卷。他所翻譯的《般若經》、《法華經》、《大智度論》、《中論》等，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極大．當時的長安成了中國北方佛教的中心。東晉時，僧人法顯西行印度取經，曆時十幾年，著《佛國記》。

南北朝時代，佛教由於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和扶助，發展很快。此時印度佛教各派經典基本上都已傳入了中國，中國僧人對佛經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們各以所學及研究心得傳授徒眾，從而形成了以專門研究某部經淪為主的學派，這些派別的形成和發展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礎。

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舊說，大膽提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說。認為一切眾生在成佛問題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一闡提人”(佛教指善根斷絕，十惡不赦的人)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麵他還主張“頓悟成佛”的說法，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北方，北魏太武帝由於崔涪、寇謙之的勸說，在公元446年下令滅佛，以表明自己是華夏正統。這是佛教在中國流傳過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但此次滅佛並末徹底實行，太武帝去世不久，佛教又在北方恢複，並以更快的速度發展。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為主，化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寺院，建立佛塔，開窟造像。聞名於世的中國三大石窟(敦煌、雲岡、龍門)，都是在這一時期前後開始雕鑿的。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全盛時期。隋唐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發展。隋唐統治者都十分重視佛教的社會作用，希望以佛教去穩定民心，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隋文帝統一中國後，對佛教大力護持，曾多次下詔在全國建立寺塔，立寺度僧，組織翻譯佛經。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間，佛教在全國發展很快。

唐太宗雖然規定了道先佛後，但縱觀唐代近三百年，實際上采取二教並重的政策。統一全國後，唐太宗下令在發生過戰爭的地方修建寺刹，建立道場。他還親自撰寫《聖教序》宣揚佛法。武則天為了利用佛教幫助她奪取政權，曾諭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還命令僧人開講佛經，廣建寺塔。佛教的發展，觸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貴族的利益，迅速膨脹的寺院經濟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破壞了封建國家的經濟基礎，因此唐武宗在會昌五年下令滅佛。時稱“會昌法難”。佛教經這次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武宗死後，佛教重新恢複，但此時已是唐末，國勢漸衰，佛教也遠非昔日可比。

隋唐時期，中外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廣泛。在佛教方麵的交流往來活動也十分頻繁。唐太宗時，玄奘法師到印度學習佛經十七年，回國後翻譯經論75部。唐高宗時，義淨法師赴印度取經，曆時25年，回國後，翻譯經、律56部。不少印度、西域、日本、朝鮮等國家的僧人來華傳播和學習佛教，或中國的高僧前往他國傳播佛教。唐玄宗時，高僧鑒真東渡日本傳法。

唐代以後，佛教內部各派互相合流，同時，儒、釋、道三教也進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出現了“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的思想。宋明理學是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程、朱、陸、王等理學大師雖然大多有批評佛教的言論，但他們本身卻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他們提出的許多基本命題、觀點和論證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因此後人評論理學，有人認為是“儒表佛裏”。

元明以後，我國漢族地區的佛教日益衰落，在佛學義理方麵幾乎沒什幺發展。整個佛教基本上處於停滯的狀。清末民初，有些居士和佛教學者對佛學重新注意，並進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使佛學在近代又略有複興的趨勢。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佛教依據一種神秘的神不滅論，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報應、生死輪回說，把解脫現實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極樂世界。在哲學上，宣稱諸法因緣和合而成，無常無我，皆是空的、不真實的幻象。認為人生充滿著痛苦，由於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輪回。但人人具有不滅的靈魂，通過戒定慧的修煉可以超脫生死輪回，覺悟成佛。主張出世修行。作為古代哲學發展的重要環節，中國佛教哲學提高了傳統哲學的思辨性和超越性，對後來哲學發展特別是宋明理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佛教藏經的大量翻譯和刊刻印刷，大大促進了中國翻譯工作與印刷術的發展。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經外，還有石刻的佛經。中國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經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現存石經有山東泰山、山西太原風峪、河北北響堂山等處，規模最大的則要算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了。雲居寺石經從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間共刻經一千餘部，經版一萬五千餘塊。這些石經對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佛教、書法、雕刻藝術等，都是極為寶貴的實物資料。

中國佛教石窟，是中國古老的文化藝術寶庫，是我國古代的優秀文化遺產，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傑出的藝術成就。其中敦煌莫高窟、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國佛教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位於今甘肅省敦煌縣東南的鳴沙山的斷崖上。全長1618米，現存有壁畫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個。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佛教藝術寶庫。這些洞窟內壁畫總麵積達四萬五千多平方米，彩雕二千四百多尊。塑像造型生動，壁畫精美，色彩炫麗，引起世界的震驚。壁畫除了宗教內容外，還反映了中國從五世紀到十四世紀的部分社會生活，是研究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民俗和宗教的寶貴資料。本世紀初又在窟中發現大量古代佛經抄本和文書冊頁等，引起了世界學術界的重視。今天，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壁畫和文書在內的“敦煌學”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正在不斷發展。

除三大石窟外，中國佛教又有“四大名山”之說，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華山。相傳四大名山是文殊、普賢、觀音、地藏四個菩薩分別顯靈說法的地方，故又稱“四大道場”。中國佛教已有二千餘年曆史。佛教在中國傳播、發展過程中，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佛教還對中國的文學、藝術、美術、音樂、舞蹈等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如此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國佛教還傳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並和當地民族文化相結台，對這些國家的思想文化發展也有著一定的影響。藏傳佛教還傳入了現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前蘇聯的一些地區。約本世紀初，中國佛教還開始傳入歐美的一些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