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治理黃河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是也是一條給中華民族帶來眾多災難的河流，她所帶來的洪水災害始終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國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曆史。忽視水利，工程長期荒廢，嚴重的水旱災害之後，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災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沒有外敵入侵，也釀成天下大亂，以致改朝換代。治水害，興水利，曆來是治國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權的覆滅、明末紅巾軍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統治等等事件，無不與治何聯係在一起。

反過來，我國曆史上出現的一些“盛世”局麵無不得力於對水利的重視，得力於水利建設及其成效。水利興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穩，人心穩即有生產積極性，社會有糧則百業興，整個社會必然繁榮昌盛，外敵不敢入侵，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時候，這種情況就十分明顯，大禹治水的成功促進了黃河流域農業發展，從而為中國曆史從原始社會到家天下的私有製社會進步，奠定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國家夏朝的建立。

在眾多的治理黃河的仁人誌士當中，功績最大、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東漢漢明帝時期的王景。

“王景治河，千載無患”

王景(約公元20?0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東即墨西南)人。自幼“廣窺眾書”，學識淵博，掌握多種技藝，尤其熱心於水利工程建設。有一年，浚儀(今河南開封)附近的浚儀渠(汴渠的一段)被黃河水衝毀，影響人們的生活安定和農業生產，朝廷下詔修複。根據司空(官名)的推薦，朝廷即派王景幫助王吳共修浚儀渠。王景建議王吳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儀渠，以後一直沒有再遭災，受到百姓的讚揚。“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創造。所謂“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側設置側向溢流堰，專門用來分泄洪水。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聞名。

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黃河在魏郡決口形成第二次大改道後，王莽認為，河水東去，從此元城(今河北大名東)的祖墳可以不再受黃河之害。因此，他棄而不治，放任自流，導致黃河“侵毀濟水”。東漢初年，河南郡境的黃河發生劇烈變化，由於河道大幅度向南擺動，造成黃河、濟水、汴渠各支派亂流的局麵，航道淤塞，漕運中止，田園廬舍皆被吞沒。其中兗州(今河南北部、山東西部、河北東南部)、豫州(今河南東部、南部，安徽西北部)受害尤重。後來，黃河以南漂沒的範圍竟達數十縣之多。

明帝劉莊執政之後，情況更加惡化。“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就是說，汴渠遭到破壞後，又繼續向東彌漫，連原來的引水水門都淪入黃河中間去了。“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但仍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河水入汴，東南流，對幽州(今河北北部、遼寧南部和朝鮮半島)、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山東西端及河南北端)有利。加強左堤就會傷害右堤，左右堤都加強，下遊就要發生險情，不如任水自流，百姓遷居高處，既可避免災害，又可免卻修防費用。由於治理意見不統一，致使黃河第二次改道後，水患連綿60年得不到平息。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一天，明帝偶然聽說王景在水利方麵很有研究，隨即派人把王景召來。王景稟奏道：“河為汴害之源，汴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河、汴兼治，則得益無窮。”明帝很讚賞王景的治河見解，於是命他主持治水事宜。當年四月，王景和王吳等人率領數十萬兵民，開始了大規模的治水工程。據史料記載，這次治水工程的主要內容是：“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複其舊跡”。

首先是“築堤”，即修築“自滎陽(今河南滎陽東北)東至千乘(今山東高青東北)海口千餘裏”的黃河大堤及汴渠的堤防。王景認識到，黃河泛濫加劇的原因，是下遊河道由於常年泥沙淤積而形成地上懸河，河水高出堤外平地，洪水一來，便造成堤決漫溢。於是，王景“別有新道”，選擇一條比較合理的引水入海的路線，並在兩岸新築和培修了大堤。這條新的入海路線比原河道縮短了距離，河床比降加大了很多，因而河水流速和輸沙能力相應提高，河床淤積速度大大減緩。特別是這條新河線，改變了地上懸河的狀況，使黃河主流低於地平麵，從而減少了潰決的可能性。這次修築大堤，固定了黃河第二次大改道後的新河床，是東漢以後黃河能夠得到長期安流的主要措施之一。

其次是“理渠”，即治理汴渠。汴渠，聯係黃河與淮河兩大水係，是漢代，特別是東漢以後中原與東南地區漕運的骨幹水道。經過認真反複“商度地勢”後，王景為汴渠規劃了條“河、汴分流，複其舊跡”的新渠線。即從渠首開始，河、汴並行前進，然後主流行北濟河故道，至長壽津轉入黃河故道(又稱王莽河道)，以下又與黃河相分並行，直至千乘附近注入大海。在濟河故道另分一部分水“複其舊跡”，即行原汴渠，專供漕運之用。為了實現這個規劃，王景等人開展了“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和“絕水，立門”等大量的工作。取水口位置是個關鍵問題。如果位置選擇不當，要幺黃河北遷取不來水，要幺黃河南徙，渠口被淹，河、汴混流，汴渠淤塞。王景根據這個客觀情況，吸取曆史上的教訓，采取了“十裏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的辦法，就是在汴渠引黃段的百裏範圍內，約隔十裏開鑿一個引水口，實行多水口引水，並在每個水口修起水門(閘門)，人工控製水量，交替引河水入汴。渠水小了，多開幾個水門；渠水大了，關上幾個水門，從而解決了在多泥沙善遷徙河流上的引水問題。這是王景在水利技術上的又一大創造。當時，滎陽以下黃河還有許多支流，如濮水、濟水、汴水和蒗湯河等。王景將這些支流互相溝通，在黃河引水口與各支流相通處，同樣設立水門。這樣洪水來了，支流就起分流、分沙作用，以削減洪峰。分洪後，黃河主流雖然減少了挾沙能力，但支流卻分走了大量泥沙，從總體上看，還是減緩了河床的淤積速度。這是促使黃河長期安流的另一重要措施。“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清除上遊段中的險灘暗礁，堵塞汴渠附近被黃河洪水衝成的縱橫溝澗，加強堤防險工段的防護和疏浚淤積不暢的渠段等，從而使渠水暢通，漕運便利。

王景這次主持的“築堤，理渠”及其相應的工程設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黃河千餘裏，汴渠七八百裏，合計約二千裏的築堤、疏浚工程，投資“百億”錢。而施工期於次年四月結束，總共一年時間。數十年的黃水災害得到平息，定陶(今山東定陶北)以北大麵積土地涸出耕種，農業生產開始恢複起來。在當時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情況下，實在是個奇跡。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夏天，明帝劉莊決定親自乘船沿河巡視，並叫王景陪同前往。明帝看著兩岸整齊堅固的堤防，水上往來如梭的舟楫，對王景等人的功績讚不絕口，隨給王景屬下治河官吏每人加官一級，特別給王景連升三級，封為侍禦史。又封王景為河堤謁者（注：謁者：官名，東漢主持河防工程的官員。）。不久，明帝寫下詔書，飭令沿黃、汴各郡縣，立即設置專管堤防的機構和人員，恢複西京(指西漢都城長安)時代一些有利於維護堤防的管理製度，常年進行維修養護。從而為黃河安流提供了保證。

黃河無災八百年

王景治河的成效是卓見的。從東漢末年王景這次治河到唐代末年的八百年中，黃河決溢僅有40個年份，且都不大，主流一直處於穩定狀態。後來，河患又逐漸多了起來，直至宋仁宗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發生第三次大改道。因此，王景治河的辦法和經驗為曆代治河者所推崇和效法。王景通過一次封建時代最大規模的治黃活動，使桀驁不馴的黃河安流八百年。曆史上對王景治河充滿了讚揚之辭：“王景治河，千載無患”。

王景治理黃河對整個中國曆史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從王景治理黃河之後的東漢，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等將近一千年的時間，黃河流域沒有發生過重大的水災。在這樣漫長的時間裏，刨去戰亂的影響，黃河流域始終是一塊最重要的農業地區。在封建時代，農業的發達，就代表著人口的繁盛，社會的繁榮。所以，在這八百年裏，亂世之中，誰占據北方黃河流域，誰就是最強者，誰就有實力統一全國，最起碼也可以稱霸四方；在治世之中，黃河流域也是人口最多，各行各業最為發達的地區，雖然南方已經經過了長時間的開發，但是比起北方，仍然無法望其項背。

可以說，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五代，王景治理黃河所帶來的好處，都一直澤被著後代，對將近千年的中國曆史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是當之無愧的治水專家、對中國曆史產生重要影響的重要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