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發明
文字對於一個民族、一個文明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甚至是關係到這個民族、這種文明能否延續的生死大事。曆史上曾經有過許多輝煌的古代文明，因為沒有文字的記載，結果變得湮沒無聞；然而有的文明，在當時的時代裏，可能並不怎幺引人注目，甚至是某些文明的邊緣，但是僅僅是由於殘存了一些記載文明的碎片，而在後代成為很多學者們追逐的對象和老百姓們津津樂道的事情，比如敦煌藏經洞。
有了文字之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很好的載體。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羅河的紙草來記述曆史；在古代的歐洲，人們還長時間地利用動物的皮比如羊皮來書寫文字；而中國，在造紙術發明以前，甲骨、竹簡和絹帛是古代用來供書寫、記載的材料。但是甲骨、竹簡都比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閱讀奏章，就要整整一車；絹帛雖然輕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貴，也不適於書寫。到了漢代，由於西漢的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甲骨和竹簡已經不能滿足發展的需求了，從而促使了書寫工具的改進——紙被發明出來了。造紙是一項重要的化學工藝，紙的發明是中國在人類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上，所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是中國史上的一項重大的成就，對中國曆史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蔡倫造紙
當時人們已開始應用小塊的絲綿製成的紙，因為考古學家於１９３３年在新羅布淖爾發現了一張古紙，它是＂麻物、白色，作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長約４０厘米，寬約１００厘米，質甚粗糙，不勻淨，紙麵尚有麻筋，蓋初做紙時所做，故不精細也″由於古漢時的紙張是由麻縷和絲綿，加上製法粗糙，所以紙張的質量不太好。而麻縷和絲綿都有其本身的作用，如要把它們用作造紙的原料，就必然會受到很大的限製，而難以得到迅速的發展，來滿足文化生活上對紙張的要求。
在新的客觀形勢要求下，蔡倫的出現便為造紙術帶來新突破，在《東漢觀記》卷二上記載：＂蔡倫··有才學，盡忠重慎，每次休沐，閉門以絕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元興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鹹稱蔡侯紙″。從以上看來，蔡倫是用樹皮、破布、魚網造紙的。
雖然在蔡倫之前也有紙的存在，但是原料左身就有很大的局限，而蔡倫對新原料的發現，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破布、破魚網早已結束了它們本身的任務，成了廢物而又用作做原料，對造紙工業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新原料的使用必然提出新技術的要求，但是由於典籍流失，實際的操作如何，已缺乏記載，無從考知，但大概是先張布或網撕破或剪斷，然後放在水裏浸漬相當長的時間並且需要加以舂搗，才能做成紙漿。用樹皮做紙張，困難更大一些．除初步切短和後部舂搗外，中間還需要烹煮和加入石灰漿之類的促爛劑。下圖是中國古代造紙工程之(抵壓覆)及(幹焙火烘)。
最重要的是造紙事業經過蔡倫的發明創造，才由自發的階段轉入獨立自主的階段。蔡倫以前，造紙隻是紡織業中附帶的一個小部分，並未形成一種獨立行業。但是到了蔡倫時期，使造紙業從紡織業中獨立出來。它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於是就有了迅速的發展。
在蔡倫之後，紙張大大地推進了書籍抄寫和文化傳播的事業。在兩晉南北朝的時候，由於書法和繪畫的需要，紙張的要求慢慢提高，尤其在書法上，因為書法對紙和筆的要求都是十分高的，所以紙張私質素是有必要提高的。
但是由於南北兩朝的文化和背景都各有不同，所以兩地所用的造紙原料都各有不同。
南朝的紙張以藤皮為主要原料，所這成的藤紙是一張質量優良的紙張，產地是剡溪。它是當時勞動人民根據蔡倫利用樹皮造紙的經驗，就地取材地製造出來的，藤紙的出現，適應了東晉偏安的地方形勢，又符合於當時所謂“江左風流”的士族的需要。北朝的造紙原料卻有所不同，主要以楮梭為主。
偉大的發明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智能的結晶。造紙術發明以後，大大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環境——書寫工具大大方便了，於是書籍得到飛躍地發展，推動教育和文化的發展。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首推造紙法，自漢代發明之後，很快就向鄰近國家推廣，如大約四世紀傳至朝鮮，七世紀初傳於日本。唐天寶十載(751年)怛邏斯一役後，由於一些中國造紙工匠被阿拉伯人所俘，中亞、西亞的撒馬爾罕(751年後)、巴格達(約793年)、大馬士革(約795年)等處，先後開設起造紙工場。及至宋代，中國的造紙法又經由阿拉伯人向非洲、歐洲傳播。埃及的亞曆山大裏亞設立造紙場大約在公元900年。1100年，北非摩洛哥的非斯(Fes)也已有造紙場。1150年，西班牙出現了歐洲的第一家造紙工場。
第二部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23節 外戚宦官專政
外戚、宦官之爭是東漢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東漢迅速由盛入衰的一個重要原因。章帝死後，和帝繼位(88－105)，從和帝至靈帝(167－189)，即在東漢後期的大約一百年間，外戚、宦官交替專政，相互傾軋，使朝政陷入極端黑暗、混亂之中。
自和帝起，東漢有十個皇帝均係衝齡即位、短命而死。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後臨朝聽政。太後必然要重用自己的家族，造成外戚專權。通常是由太後的父兄擔任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同時掌握了軍權和尚書台的監察、行政權。外戚專政，削弱了皇權。君主一旦成人，要掌握實權，就必然尋求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因在外戚當政下，朝臣多被其控製，皇帝隻能依靠身邊最親近的宦官來剪除外戚。於是，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對外戚的鬥爭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便發展為一種政治勢力，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麵。不久，皇帝死了，新的幼主即位，又是太後臨朝、外戚專政、排斥宦官，然後是宦官剪除外戚、取代外戚專政，如此周而複始、循環不已。東漢後期就是在這種戚宦相互傾軋、交替專權的局勢下度過的。
如果要用兩個字來形容東漢的外戚和宦官，可用「虎」、「狼」二字。外戚是虎，宦官是狼。東漢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甚至是「虎狼同往並進」，一起把東漢政權撕成碎片。外戚宦官專政，是東漢後期特殊政治事件，對當時的朝野震動頗大。大凡每個封建王朝後期，政治腐敗，經濟崩壞，皇帝昏庸無能，這就為外戚、宦官操縱朝政提供了絕好的條件，東漢末年的外戚宦官專政是對這個問題的最典型說明。
外戚與宦官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建立政權後，為防大權旁落，對外戚的防範極嚴。所以，劉漢政權機製運轉還屬正常。章帝死後，其子繼位為和帝時，年僅11歲，難以視政，隻好由其母親竇太後臨朝聽政。母後聽政，必然要倚重其娘家親屬以為輔助，其兄弟竇憲等掌握實權，由此開始了外戚專政的局麵。但是漸漸年長的和帝開始對其舅父竇憲等不滿起來，於是，宦官鄭眾等趁機為和帝謀劃，將竇憲黨羽一舉收捕，奪回政權，鄭眾等宦官因此得以封侯升官，宦官開始得勢，這也是宦官與外戚的第一次交鋒。此後，東漢政權就在外戚與宦官的爭奪打鬥中搖來晃去，皇帝就似任人擺弄的布娃娃，完全成了傀儡。
和帝死，出生僅百多天的殤帝立，不到數月死。於是，鄧太後與其兄弟鄧騭迎立年僅13歲的和帝之侄為安帝，鄧太後掌握大權，引用外戚，但她汲取竇太後的覆滅的教訓，盡量恭謹守法，禮待宦官鄭眾、蔡倫等人，尚保平安無事，鄧太後死，安帝親政，鄧氏一門立遭貶黜，鄧騭等兄弟子侄7人被迫自殺。鄧氏被滅，宦官並未得勢，安帝又引其母家耿氏，妻家閻氏等外戚掌權，但更加驕橫無度，政治也愈加腐敗。安帝死，閻氏掌大權，迎立年幼的北鄉侯為少帝，不久少帝病死。對外戚獨攬朝政，宦官早心懷不滿，意圖奪權，這時見時機一到，宦官孫程等19人共謀，發動宮廷政變，殺掉閻顯及其同黨，擁立濟陰王為順帝，宦官聲望陡然升高，他們既被封侯，又被破例恩準可以收養子以傳襲爵位。
順帝時，以皇後父梁商為大將軍執政。梁商死，順帝又任命梁商子梁冀為大將軍執政，東漢的外戚政治進入最黑暗、最腐敗時期。梁冀不學無術，無才無德，向來橫行不法。順帝死，年僅2歲的衝帝立，梁太後聽政，其兄梁冀掌握大權。
一年後衝帝死，立僅8歲的質帝。質帝幼而聰明，即指斥梁冀為“跋扈將軍”。梁冀聽了既恨又怕，覺得這小皇帝不好胡弄，於是支使人暗中毒死質帝。又立15歲的蠡武侯為桓帝。桓帝即位後，娶梁冀之妹為皇後，梁氏更加飛揚跋扈，權震朝野。
梁冀身為大將軍執政，又有皇太後、皇後兩個妹妹鎮守宮中，許多宦官也是他安插的親信，皇帝已處於他監控之下，甚至生命安全也為其掌握。桓帝為了討好外戚，既增加梁冀封邑，又增加梁冀所領大將軍府的官屬，倍於三公；又封梁冀的兄弟和兒子皆為萬戶侯。梁冀的封戶前後共3萬戶。梁冀掌政，其妻孫壽也大獲封賞，被封為襄城君子，兼食陽翟租稅。又加賜赤紱，和長公主相同待遇。梁冀囂張的氣焰使人望而生畏，不但不敢得罪，而且還必須順從拍隨，凡朝廷百官升遷，都要先到梁家求見謝恩，然後才敢去政府部門報到任職，太尉李固、杜喬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誣陷處死。文武百官，順之者生，逆之者死。他還不惜用誣蔑、下毒、強取豪奪等手段，威嚇眾人。桓帝曾大會公卿，共議如何特殊禮遇梁冀之事。有司奏請準許梁冀入朝不趨，帶劍上殿，謁讚時不稱名，其禮儀比於西漢開國功臣蕭何。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其封地為4縣，其勢比東漢開國功臣鄧禹。
賞賜金錢、奴婢、彩帛、車馬、衣服、甲第，比於西漢中興功臣霍光。群臣朝會時，為其獨辟席位，淩駕於三公之上。對於這樣優厚的待遇，梁冀心裏還不高興，覺得有司所奏禮薄。
從此，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政事無論大小，莫不由他諮決之。梁冀在政治上無法無天，生活上更是驕奢**佚。根據曆史資料的記載，梁氏為了炫耀其灼天氣焰，大肆修建豪華宅地、園林，皇宮般富麗堂皇，他在首都附近辟獵場，逶迤千裏。設兔苑養兔，綿延數十裏，征發吏民費數年工時才得以完成。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損傷，違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誤殺一兔，結果因此處死者竟達10多人。他還將數千良民掠為奴婢，又稱之為“自賣人”，視東漢禁令為廢紙。各地貢獻給皇帝的珍品，上等者皆選送梁府，剩下者才交皇宮。據統計，梁氏一門前後有7人封侯，女子7人被封君（相當於侯），2人為大將軍，3人為皇後，6人為貴人。娶公主為妻者3人，文武大臣57人，掌權20餘年，擁立三位皇帝，是東漢外戚中無有比擬的權臣。
外戚灼天氣焰引起宦官不滿，鬥爭時明時暗。桓帝為外戚所製，也想擺脫梁冀控製，多得些自由，所以當梁太後、梁皇後死後，即與宦官唐衡、單超等人策劃鏟除梁冀。延熹二年（159年），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5人發動政變，將梁氏一門無分老少長幼，盡皆斬盡殺絕，梁冀慌恐自殺，其它公卿將校處死的數十人，免官300多人，朝廷的高官幾乎被罷黜一空。被沒收的梁冀家財，拍賣後得錢30多億，朝廷因此而減當年天下租稅之半。
梁氏外戚是被鏟滅了，但是，政權實際上並未回到桓帝的手中，而是為宦官們所掌握，單超、徐璜等5人因誅外戚有功，同日封侯，世稱之為五侯。又小黃門劉普、趙忠等8人也被封為鄉侯。宦官執政，情況比外戚執政並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加腐敗混亂。他們把宗族親戚派到地方上擔任刺史、太守，貪贓枉法，榨取民財，形同盜賊。單超弟單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徐璜弟徐盛為河內太守，左悺弟左敏為陳留太守，具瑗兄具恭為沛相，都是為害當地的貪官。徐璜兄子徐宣為下邳令，因求汝南太守女不得，竟然發吏將其女捕到衙署，用箭射死，埋屍縣衙。宦官侯覽的哥哥為蓋州刺史，將轄區內富足人家以誣陷手段抓來殺掉，沒收其財產裝入腰包，前後累計達億萬數。侯覽自己霸占他人住宅多達381所，良田萬畝，還新建府第16座，並仿皇宮模樣，賓客仆從在地方為非作歹，侵擾百姓，劫掠旅客，地方官稍加幹涉，即被罷官，是非完全顛倒。宦官單超早死，皇帝除追封為車騎將軍外，又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並賜國葬。後又派五營騎士、將軍、侍禦史護葬。由其死可想見其生。此後，四侯驕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宦官的貪汙無恥和強取豪奪，使老百姓受盡其苦，無法忍受，於是紛紛“起而為盜”，組織反抗。延熹八年（165年）桓帝立貴人竇氏為皇後。桓帝死，無子。竇皇後與其父竇武迎立12歲的靈帝，竇太後臨朝聽政，以竇武為大將軍執政。竇武與太傅陳蕃等謀劃誅鋤宦官，先控製政府中樞和部分近衛軍，又掌握首都及附近地方政府機構，準備將宦官逐步剪除。但宦官曹節、王甫等先發製人，劫持靈帝和竇太後，假傳聖旨收捕竇武等。竇武拒不受詔，聚兵數千準備抵抗，但最後還是被困自殺。事後，竇太後被軟禁於雲台，靈帝完全為宦官所控。本來占盡優勢的外戚居然被宦官的突然發難搞垮，可知宦官的勢力在當時是多幺之大。
曹節、王甫誅殺竇武、陳蕃等人後，自相封賞，加官進爵，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令守長，布滿天下。王甫、曹節等死後，宦官趙忠、張讓等12人都任職中常侍，封侯貴寵，世人稱之“十常侍”。靈帝甚至宣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待是我母”。宦官得到了空前的恩寵，他們愈發肆無忌憚，胡作非為，東漢的政治也愈加混亂。
東漢後期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可謂是外戚宦官政治。這種政治使皇權旁落到外戚和宦官之手，而皇帝則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形同擺設，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非作歹。惑亂朝綱，為害地方。不管是外戚掌握也好，還是宦官掌權也好，都是為了滿足其自己的貪欲欲望，於政治無補，於社會無益。相反，隻會導致政治更加腐敗，經濟更加糟亂，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東漢王朝就是在外戚與宦官的打來鬥去，皇帝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的過程中走向滅亡的。
這種外戚宦官專政對後代的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就宦官專政而言，在唐代、在明代，都先後發生過。而外戚幹預朝政，更是多不勝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