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乾隆懲治貪官

清朝建國之後，因天下太平日久，統治階級日益腐化，貪官增多，贓額巨大。

乾隆帝即位以後，為嚴厲打擊各級官吏和貪汙受賄活動，對康熙、雍正以來的有關法律進行了一係列增補。乾隆四年(1739年)，改“八法考績”製為六法，宣布“貪、酷二者，不應待三年參劾”，使參懲貪汙成為經常之事。乾隆六年(1741年)，改變以往犯侵貪罪的文武官員隻要於限內完贓，即可減輕發落的舊俗，下令將乾隆元年以來侵貪重犯陸續發往軍台效力，並規定以後均照此辦理。乾隆十八年(1753年)，加重對禁卒受賄放縱囚犯之罪的處罰，以被縱囚犯之罪加在縱囚禁卒身上，“全律科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宣布廢止以往“侵虧入己者限內完贓之例”，以使侵虧官犯知“法在所不赦”；又停止重犯捐贖舊例，堵塞了他們逃脫和減輕罪責之途徑。乾隆三十年(1765年)，增定“侵盜倉庫銀錢入己例，”規定除千兩以上者仍照舊例斬監候外，對千兩以下者亦分為三等加重處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增定“虧空銀糧入己，限內完贓不準減等”之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規定，官員犯貪贓之罪，除照舊例議處推薦上司之外，還要對不先所查參的臬、道、府及督撫等分別給予降級、調用等處分。除以上對舊例的八條刪改外，乾隆帝還根據具體情況新定了八條嚴懲貪汙的法律。乾隆十二年(1747年)，新定侵貪官犯“限滿擬入情實”之例，以杜絕其“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之心。乾隆十三年(1748年)，新定“代賠帑項限期不完”之罪，不準納贖，使此後不僅上司代賠之事普遍存在，且父死子賠、父贓子償之事也時有發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新定對驛站奏銷各官多支錢糧利己之罪的懲罰條例。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新定“得受賄賂頂認正凶”罪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規定凡因貪汙等罪遭斥革者，不準繼承恩騎尉世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規定凡“蠹役犯贓”，一律刺字，以防其“日久事冷，鑽營複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定凡“白役詐贓逼命之案”，正役分別問擬，以防止白、正各役串通舞弊。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規定凡督撫衙門交首縣、中軍等下屬購物者，督撫照“違製杖一百私罪律”革職，首縣、中軍等照“溺職例”革職，以杜絕上官利用職權侵貪、勒索下屬和下官巧借名目賄賂、饋送上司之風。另外，乾隆帝還規定嚴禁各部需索，嚴禁省級官員設立管家門人收受紅包，嚴禁上司留請屬官用膳時勒索“押席銀兩”等等，豐富了乾隆懲貪的內容。

盡管乾隆帝製訂了一係列懲辦貪官汙吏的律例條文，但因其時整個封建統治階級已日漸腐朽沒落，各級官吏貪贓枉法、賄賂公行之弊根深蒂固，再加上乾隆帝本人的窮奢極欲，使乾隆朝貪汙之風不但未能消除，反愈演愈烈。對此，乾隆帝以嚴刑峻法進行了堅決的鎮壓。終乾隆一朝，因貪贓而被處死的二品以上大員達30人之多。

應當指出，乾隆懲治貪汙雖然大張旗鼓，但很不徹底，往往憑個人好惡，任意更改成法。一些貪官汙吏因得乾隆帝賞識而一直確保官位；有些雖被革職，甚至“擬斬”，卻終究官複原職。特別是乾隆後期，最大的貪官和珅因受乾隆帝寵信，把持朝政達二十餘年，更使朝政腐敗，貪汙成風，各種社會矛盾、社會危機日益惡化，終於導致了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農民大起義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