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節 總是在編：行進中的思考者(1)
總是在編：行進中的思考者
——訪《中國新聞周刊》原主編鍾誠
文/欲曉周武
采訪者：《新聞周刊》在2001年10月份曾有一次讓業界關注的休刊，2002年3月14日複刊。在複刊一周年2003年的3月3日，又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你能談談這裏麵的經過嗎？
鍾誠：《新聞周刊》是1999年9月份開始組建周刊團隊，2000年新世紀的1月1日刊號出版，在2001年10月份與投資人之間產生了一些矛盾，用經濟學語言說是“雙方信息不對稱”，最終因為種種因素停刊了，或是叫休刊了。一本出得挺好的雜誌突然停了，這給2001年資本投資媒體的熱潮潑了一盆冷水，也讓當時熱衷於資本和媒體合作的人通過《新聞周刊》這件事有了一個深刻的反思。
2002年3月份在中新社的支持下，3月14日《新聞周刊》複刊了。直至今天，最近在“兩會”前夕，3月3日，正好是我們複刊一周年的時候，有一期被要求收回了。《南方周末》、《21世紀環球報道》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在處理當中。我從1990年開始做雜誌，做了十多年，其中做《新聞周刊》四年多，一直從事新聞工作，這麽多年一直是報道別人，現在我們這一行業本身，我們這本期刊也成為傳媒彼此關注的一個熱點，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我本人身份要有一些變化。今天我有點身份不明，名片是以前的名片。我們這本雜誌三四年的時間成長得很快，而且很受業界關注。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我們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這個代價是很多人，包括我們自己不願看到的，但是有時候必需，也是必然要發生的。一旦發生，就要有人承擔一些代價、風險和責任。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對雜誌也許是個好事。
采訪者：在做這期之前有沒有預想到會出現什麽後果？
鍾誠：要預想到就不會做了，我們自認為對於中國傳媒的規矩、規律還是有一些感知、感悟能力，我們希望在框架下有一些創新、有一些突破，這也是做市場化媒體的發展要求，所以在做選題的時候，是考慮到了對新聞規律的把握和各個方麵規定、政策、製度的要求。但是難免有時做完以後出現問題，這種事情雖然不是經常發生，但是一年中也偶有發生。
我認為，這是中國新聞改革事業前進過程當中的波瀾，既然說傳媒業是中國最後一個暴利行業，各種人、各種利益就都會聚集在這裏，就會掀起一些波瀾，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無意的，這個有性質上的不同。但是，不管你有意還是無意，在波瀾壯闊的發展當中，都難以避免。
采訪者：是不是一開始，你就已經有冒風險的精神準備？
鍾誠：對，是得有精神準備，所以開會的時候我就講我的精神狀態是八個字“白紙黑字，如履薄冰”。你寫的這個你跑不了，錯的就是錯的，不對就是不對，你的觀點是什麽，你已經用你的文字表明了，事後無法再去調整和修改。“如履薄冰”就是有很多經濟上的風險，政治、政策上的風險。這就是我個人從事傳媒工作的一種心態吧。
采訪者：對於《新聞周刊》這一波三折的曆程你怎麽看？
鍾誠：我父母在清華大學學建築，都是建築師，畢業以後都參軍了，到新疆修軍事機場，但家在北京，所以母親懷孕後，坐火車回北京生孩子，生完以後四十天就回去。母親同我講，她是從新疆坐三天三夜火車到北京把我生下來。我喜歡坐火車，喜歡在火車上睡覺，這是不是就是一種成長的經曆？在顛簸當中、在旅途當中，可能是我真正的歸宿吧。
我覺得中國新聞事業，大方向上肯定是前進的。一件事情、兩件事情不足以說明整個傳媒的發展趨勢，隻能說是波瀾。整體上，中國新聞事業肯定是大跨步前進的。包括這次“兩會”的報道，此前發生的北大、清華爆炸案，期間發生的劫持人質事件，官方媒體都進行了及時報道，滿足了受眾的知情權。這說明，在處理重大危機事件時，官方態度是開放的。這種事情最先發稿的，過去是外國媒體，現在是中國自己的媒體。因此，必須看到大的趨勢是往前走的，而且是主流。我想，中國傳媒業還是有大發展和大機遇的。
采訪者：你是否認為如果你離開總編這個位置，對《新聞周刊》是個損失？
鍾誠：我在《新聞周刊》時，努力創造一種“離開誰都可以”的狀態。我不想成為傳媒強人。也許客觀上你會形成或者帶動一種思想或是一種風格，但是我們並不以此自居，並不以此為目的，不做傳媒或小團體的“教師爺”，或者一個什麽核心角色。比如說，這次事件發生，一個記者走了不會影響一個雜誌，一個中層幹部走了也不會影響一個雜誌，那麽一個總編、主編離開他的崗位，應該同樣不會影響雜誌正常發展。這樣，這個雜誌或媒體才是成熟的。我離崗了，但這本雜誌繼續出版，而且保持原來的水平，甚至還進一步提高。這是我所追求的職業化的理想。
采訪者：你認為的職業化是怎樣的？
鍾誠：職業化首先就是分工，崗位要細分，流程要細分，采訪者的特質要鮮明。一個有特質的采訪者在細分的崗位上工作，是可以持續的，也是可以替代的。那麽，最後他的產品也是可以保證質量的、可以延續的，所以我們倡導職業化。
采訪者：你給自己怎樣的職業定位？
鍾誠：職業傳媒人。作為一個傳媒人，我在最慢的節奏裏工作：我的基本立場是周刊，是傳媒當中出版周期比較長，時效性較差的。但是，也是要求深度最強的。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創造性地服務於轉型期的本土媒體。這裏有幾個定義。“創造性”就是不人雲亦雲。“服務”是一種姿態，你是要領導呢，還是要服務於你的媒體，這是兩種不同的心態。“轉型期”是我們現在處於特定的時代環境。“本土媒體”就是，我們的優勢在於中文，母語是中文，而且我們可能有所作為的也是中文。我們是本土媒體，這一點我特別強調。
采訪者：你們追求的《新聞周刊》讀者定位是什麽？
鍾誠：我們發行的重點，一是在機場，一是在超市，這兩個地方銷售都特別好。實際上，你在什麽地方賣，是什麽價格，銷售率什麽樣，直接反映了你這個媒體的基本定位。我們雜誌適合在機場、超市，還有在大中城市零售市場以及飯店、寫字樓這些高檔地方。我們的讀者定位是“成長中的中產階層”。
采訪者：能具體解釋一下“成長中的中產階層”嗎？
鍾誠：不用“階級”是因為這個詞太敏感，而且中國目前也沒有形成這樣一個階級。階層可能還稍微準確一點。有“成長中”這麽一個定語，說明中產階層本身也是模糊的。好多人用白領、精英等等，來描述這個階層，但我想中產階層更具有國際的認知度，管他叫中產階層更合適一些。
中國現在大中城市正在崛起一個中產階層，包括“三個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或者叫知識精英，還有就是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就是事業單位、國家機關的一些幹部、領導幹部、高級領導幹部；知識精英就是各種知識分子，大學畢業在各個行業當骨幹，比如說大學老師、中學老師、律師、建築師等；經濟精英是指企業的領導，企業當中的經理階層。我們的這個雜誌就是為這些人量身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