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人的做事能力

我們在這裏談中國人“漠視舒適方便”是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的，即：“漠視舒適方便”，不是用東方的標準來衡量，而是西方的標準。我們的目的，隻是展示這兩個標準是如何地大相徑庭。

許多細心的人們可能已經注意到，西方許多國家已經在設法為極度貧困的人提供價格低廉但營養豐富的食品。不容忽視的是，人們也會經常地看到這樣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在中國，平均一年中每天兩文錢就可以滿足一個成年人需要的食品。即使是在饑荒的年代，每天不足一文半的定額，也足以讓成千上萬的人苟全性命。這無疑是表明了一個普遍的事實：中國的烹調技藝實在是高超。盡管在我們看來，中國人的食物是如此的簡單而粗劣，根本不能滿足一個正常人每天的營養需求，而且那些所謂的佐料看起來是那麽的淡而無味，甚至是令人厭惡的，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目前他們所擁有的條件下麵，能夠養活這麽多的人口，中國人的確是烹調藝術的大師。這一點勿庸置疑。在這個問題上，柯克先生把中國人的位置排放在法國人之下和英國人（他可能還算上了美國人）之上。這些國家的人排列起來孰前孰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像柯克先生那樣肯定，但中國人無疑要比別國人會烹調得多他們所選擇的烹調器材和手法與許多西方國家截然不同。即使是從生理科學的觀點出發來看待這一點，中國人對主食的選擇顯然是明智的。簡單的作料，豐富的花色品種，高超的烹調，是看起來令人毫無胃口的食物變得那麽誘人，即使對中國烹調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曉。

“舒適”的傳統與缺乏創新本能

我們首先看看中國人的服裝。中國人的服裝對於外國人來說沒有絲毫的魅力與美感，同樣對於中國人來說外國人的服裝也是奇形怪狀。但我們一定會注意到中國人的一個反常習慣，就是把最應該受到保護的地方——頭部的前麵一半的頭發剃光，無疑是將自己的最弱之處展現在外。這個如此偉大的民族竟然會順從於這樣的一種無一好處的習慣，實在是令人費解。但我們應該知道中國人是在刀劍之下被迫接受這個習慣的，也由於如前所述，這是忠誠的象征和標誌，因此，我們就不必再去注意這兩者之間的聯係了。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樣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中國自己已經感到這樣也沒有什麽不舒服，連再戴上明朝的頭巾或許都極其不情願了。”

中國人同樣也不考慮光著腦袋的不適。他們一年四季，特別是夏季，季季如此。在夏季酷熱的那幾個月，人人都隻是舉著扇子在太陽底下走來走去，不論曬的多黑，不論陽光有多麽狠毒，也不論他們的頭皮是否會發出抗議。當然也有人打傘遮太陽，但為數太少，而且這樣少的人也在慢慢被同化。中國的男人的確是稍有情況就戴起帽子來，但據我們觀察，中國的婦女隻有頭巾可戴。但這種頭巾豪無實在用處，如遮陽，而隻是純粹的裝飾作用。按照中國人的觀念，扇子很足夠的達到他們舒適的要求。也就是說，在有必要扇扇子的時候，扇扇子就是舒適。夏天，經常可以看見不少苦力幾乎一絲不掛，費力地拖著沉重的鹽船逆流而上，卻邊拖邊起勁地扇扇子。即使雙手繁忙，也要空出來扇扇子，給自己平添幾分沉重，而不會用其他的東西取而代之。即使乞丐，也時常會搖晃著破扇子。

中國這個民族據說是最早從事畜牧業的，而且肯定應該在利用這一天賜條件上顯現出很高的創造性，因為中國的畜牧方法以及它的一些畜牧品種都傳遍了周遍國家甚至是海外，但他們卻從沒學會把羊毛紡成線打成衣服。這個國家西部地區的羊毛紡織已經達到一定水平，這算是一個例外了。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羊群數量眾多，山區尤其如此，但羊毛紡織卻不普遍。這麽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以及如此空閑的人們卻沒有使紡織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個產業。

人們相信，衣眼是用植物纖維織成的，直到引進棉花取而代之。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棉花已經遍布全國了。在這個國家的某些地區，冬天人們所穿的棉衣幾乎把人裹得像兩個人那麽厚，這樣穿衣眼的小孩，就像捆在桶裏一樣，完全看不出人型。一旦摔倒，光靠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爬不起來了。我們從未聽到中國人抱怨這種笨重的服裝有什麽不舒服，更沒有看見他們有什麽改良，他們還是世時代代地從容地自然地穿著。難受常常是自找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個西方人都不願意忍受那種種不便，隻要稍有可能，他們就會尋找改進的機會。

談到笨重的冬服，就不得不提一提中國人根本沒有任何一種襯衣襯褲。而在我們看來，沒有毛織襯衣經常替換的日子沒法過的。這種需要，中國人意識不到。他們雖然把沉重的象許多棉布袋子的棉衣掛在身上，但冷風仍從縫隙中吹進來寒徹肌膚，然而他們卻不在乎，盡管他們也承認這種著裝並不理想。一個六十六歲的老頭子抱怨自己凍僵了，處於好心別人給了他一件外國襯衣，避免受凍。一兩天之後，他居然脫下了這件襯衣，說是“燒得慌”。習慣了凍僵的中國人已經區分不了溫度和舒適了。

中國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滲水，一遇水就濕。天氣一冷，水就如同冰一樣裹著雙腳。雖然中國有一種油靴就是用來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許多方便的物品一樣，價錢使得人們敬而遠之。雨傘也是這樣。這些東西屬於奢侈品，中國人從來不把給自己帶來舒適（這種舒適僅僅是給自己帶來一種基本需要的舒適）的東西視為必須品。哪怕風吹雨打，全身濕透，中國人也不認為更換衣服是件重要的事情。看來，他們也沒有發現用身體悟幹濕衣服有什麽不舒服。中國人雖然羨慕外國的手套，自己卻從來不做。他們也知道有一種除了大拇指其餘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極少能看見這種手套，盡管這些高緯度地區在冬天能把人的手凍斷。

中國服裝對外國人來說，最惱人的特點便是沒有口袋，出門不能攜帶任何必須的隨身物品。相反，任何一個普通的西方人都需要許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麵口袋放記事本，後麵口袋放手帕，襯衣口袋放鉛筆、牙簽和懷表等等，其他方便的地方還要放小刀、鑰匙串和錢包。有時候外國人還要帶上小梳子、折疊尺、開塞鑽、鞋扣、鑷子、小指南針、折疊剪刀、彈子、小鏡子、自來水筆等。他已經習慣於時常使用這些東西，並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刻也少不了。至於中國人，這樣的隨身物品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如果別人給他，他也不知道應該放在哪裏，或者根本就沒有地方可放。如果他有一塊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帶在身邊的孩子也是如此。如果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細地鬆開綁腿，塞進文件，繼續趕路。如果他穿著外褲，他就把文件塞在褲腰帶上，什麽都不解開了。而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帶子鬆開，而他又沒有發覺，文件就這樣不翼而飛了——這樣的事情時常發生，也會經常給中國人帶來許多不便，但奇怪的是他們的衣服上從來都沒有出現過袋子。文件之類的東西還可以放在卷起的長袖子裏、卷邊帽的帽沿裏，或者帽子與腦袋之間的夾縫地方。許多中國人都會一些方便省事的小竅門，盡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們常常把錢卷起來放在耳朵上。要保證隨身攜帶的東西不丟失，主要靠褲腰帶，帶上係著小錢袋、煙袋煙杆，以及諸如此類的小東西。但如果帶子一旦鬆開，東西也就肯定掉了。鑰匙、木梳和一些古錢，都係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紐扣上，每次脫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這些附屬物。中國人所要的舒適和方便也僅限於此。

中國人的睡衣，與他們平常的衣服相比，更令我們覺得刺目。因為他們從來不穿睡衣，他們從來都是脫光衣服裹緊被子倒頭大睡的，不論男人還是女人，不論冬天還是夏天。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子的這句話描述了中國人的一種衣服，這確有記載。然而，據認為這是指孔子齋戒時穿的禮服，不是普通的睡衣。

中西方人生活的處事能力

然而我們可以斷定中國人是不會仿效孔子而穿上這類衣服的，中國人沒有這樣的習慣，而且中國人也沒有齋戒的習慣，這一點不象其他國家，大家對神對上帝是尊敬而虔誠的。在中國的鄰國日本，一座座造型古樸、氣氛肅穆的建築，遍布於城市和鄉村的每一個角落。每逢夜幕降臨，一陣陣烏鴉的刮噪聲傳來，給那裏憑添幾分寂靜，幾分陰森。亡靈在這裏出沒；神靈在這裏集散；生者的希望也在這裏寄托。一個民族的精魂就棲息在這一座座古樸的建築裏。這就是日本對天皇對神的崇拜的見證，這就是日本的神社。日本現在全國共有大大小小的神社13萬座，也就是說，平均不到1000個日本人就擁有一座神社。日本人對神的崇拜與信奉使得求神問佛成為了他們的癖好。他們三天兩頭就往神社、寺廟跑，企求得到神靈的護佑，消災免禍。而且他們還有眾多的祭神儀式，如正月裏的“初詣”、“七五三”節、神前結婚式、地鎮式、上棟式等以及最受人歡迎的相撲。而在西方，人們每天都要禱告，與神進行交流。

即使是新生兒，人們也是隨便地把他們塞在被子下麵，雖然他們的皮膚嬌嫩脆弱，對一切雜物和溫度的變化都相當敏感。而且母親總是應每個來訪者的要求，隨便地掀開被子，讓孩子光光的身子暴露於突如其來的冷風與眾人的目光之中。這樣便很容易解釋許多中國小孩的夭折了，或者是驚厥，或者是寒氣。孩子稍大一點，有的地區，不是給孩子用尿布，而是用兩個沙袋。我想西方的母親一想到此便會全身寒戰。這種怪異的重物從小便束縛了孩子的自然生長與發育，孩子從此不能奔跑，不能跳躍，甚至不能自由地呼吸。但這是中國人的習慣，老祖宗留下來的習慣就是好的，是不值得懷疑的。

中國人對於住房也同服裝一樣，習慣甚於舒適。除了那些窮人，他們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外，因為他們沒有條件來滿足他們的舒適要求，即使他們有這種意識。我們著重考慮的是那些家境富裕，已經完全滿足了基本的溫飽問題，按我們的理論，應該有舒適的資本的人家。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不在房屋四周種上樹木來遮蔭，而寧願撐起席棚。雖然樹木又遮蔭，又美化環境。更可貴的是，樹木比較經濟，至少與席棚相比是這樣，所以那些沒有錢撐席棚的人，本應很容易地可以種幾棵令人愜意的遮蔭的樹，但他們不種，卻滿足於種一些類似石榴樹這樣的裝飾性灌木。當院子裏熱得令人無法忍受時，人們便會搬把椅子坐到路上，坐到家門口，而當路上也熱得受不了時，他們又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去。但是房子也不會涼快多少，中國人從來不開兩扇相對的門，坐北朝南是規矩，是習慣，習慣的重要性遠遠超過開兩扇門通風的舒適性。三伏天的熱氣因為習慣的牢固而牢固地鎖在了家裏。若是問他們為什麽這種方便的事情不常見，經常的回答是：“我們不習慣開北門！”

在北緯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區，人們普遍睡在炕上，象日本人習慣睡的塌塌米（但這兩種習慣是不一樣的），這種炕用磚坯壘起，用燒飯的火來加熱。對外國人來說，這個冰涼的堅硬的土炕在恰巧沒有火的時候讓人無法忍受，而在火太大的時候，又會象受到一種燒烤的煎熬。中國人的感覺也如此，隻是他們已經習慣了罷了。不管怎樣，他們已經睡了這麽多代。而整夜都保持一個合適的溫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全家人就這樣擠在這個平台上。壘土炕的材料又導致小蟲子大批出沒，即使每年換磚坯，也無法保證除去這些不受歡迎的“客人”，它們占據了各種不同層次住房的牆壁，它們築巢產卵，安居樂業。

中國人從來都是與動物一家，到處都有動物的侵害。對此，大多數中國人都已習以為常，即使他們意識到這些蟲子的害處，也沒有人會想到要去防治。除了為數極少的城裏人掛著帳子驅避蚊子之外，其餘地方的人就幾乎是注定生就要喂養蚊子。白嶺蟲和蚊子的確很讓人討厭，中國人有時也會用芳香植物熏一熏，但對中國人而言，這些蟲子的惱人程度卻不及我們的千分之一。

此外，我們還不得不提到中國的枕頭，這更足以反映中國人特有的舒適標準。在西方，枕頭是一隻袋子，裝著羽毛，正好撐著頭部，又柔軟又合適，正好枕著它們進入溫馨甜美的夢鄉。而在中國，枕頭卻是支撐頭頸的一塊硬物，可以是一隻小竹凳、一截木頭，也可以是一個瓷器（這是上等人才能享用的），更常見的是一塊磚。沒有一個西方人能在中國人的枕頭上睡著覺。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也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在我們用的枕頭的袋子上忍受十分鍾。因為我們彼此覺得不舒適。

我們已經講到過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中國人在大量畜養牲畜的同時卻沒有任何羊毛紡織。更加難以解釋的是，他們吃掉大量的飛禽走獸的同時對於其身上拔取的羽毛卻從不感興趣，盡管在我們看來，那是多麽有利用價值的財寶。用羽毛做被褥和枕頭簡單舒適又不花錢，但它們卻在厲行節約的中國人眼皮底下任風吹散。除非把它們賣給那些能用幾個銅板購買的外國人，聰明的外國人也學會了向他們要，要不他們就把大一點的羽毛鬆鬆地紮起來撣灰。而在中國西部，有時則把它們厚厚地鋪在麥地或豆子地裏，防止覓食的動物啃吃莊稼。除此之外，我們就沒有發現這些羽毛在中國還有什麽用處，除了大量地滿地滿天飛。

對西方人來說，理想的床應該是結實而富有彈性的。因此鋼絲床已經被我們使用的相當普及。但是，當一家中國最好的醫院提供這種豪華用品時，好心的醫生卻驚奇地發現，隻要他們一轉身，隻要那些病人還有爬動的力氣，他們就會從彈簧**爬下來躺在地板上，因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裏一樣舒適自在。

中國的房屋一到夜裏，就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當地的菜油燈氣味特別難聞，但卻是中國人唯一使用的照明物。他們也的確知道煤油有很大的便利，但許多地區還在繼續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保守的慣性，以及對舒適的漠視造成了這種情形，反正菜油燈已經足夠照明了。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家具既笨拙又不舒服。中國人不習慣坐我們的寬大鬆軟有靠背的大椅子，而是喜歡那狹窄的象一條棍子的“冷板凳”。在這樣的凳子上，如果另一端坐著的人不小心起身，冷不妨栽個跟頭也是常有的事，這樣的凳子就象蹺蹺板。中國人是亞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中國的椅子是不舒服的典型。有些椅子的式樣就像伊麗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時代的英國流行的椅子，座位高，靠背直，十分呆板，坐在上頭的都變的僵硬不堪，這樣的椅子讓人越休息越累，它已經失去了休息放鬆的功能了。更普遍的式樣，就是樣子足以支撐一個體重二百五十磅的人，但椅子吃力不勻，不久就會散架。

中國房屋最讓西方人不可接受的還應該算是潮濕和寒冷。造成這種結果是因為房屋的結構設計上的傳統的失誤——打地基是太過節省，忽略了這是房屋的根基的重要性。泥地或者磚坯地，不僅令外國人不適，而且長期居住對任何人的健康都不利。此外，中國人的門也造的讓人不可思議。轉軸上的門鬆的連風都可以隨便吹開，更不用說防賊的功能了。上下兩端的縫隙可以讓冷風自由出入，哪怕貼上硬板紙，一道門也無力抵禦寒冬，因為幾乎不可能教會中國人隨手關門。有位商人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貼了“隨手關門”的標識，但這幾乎是對牛彈琴。進出房屋和院子的門，門框太低，普通身高的人進出時也要低頭，否則一頭撞上給你個當頭一棒。中國人還聰明得用紙當窗戶，既不能遮風擋雨，也隔不了陽光熱氣和灰塵，更別說防止隔牆有耳了。但是就算這樣，即使有百頁窗，中國人也不用。

大多數中國家庭隻有一隻炊鍋，它象巨人國裏的鍋能裝幾加侖東西。但是，每次隻能煮一樣東西，燒飯時就不能燒開水。效率極其低下，而且太大占地太多，導致廚房除了這一口鍋什麽都放不下了。而且它的結構要求必須有一個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時地朝低低的鍋底下麵塞進一些柴禾或者幹草，以充當燃料，人若是離開好一會兒，火就會熄滅，重新點燃可不是一件省力的事情。燒煮基本上都用這個辦法。房間裏全是水汽，常常還有煙，足以使外國人失明和窒息，但中國人卻似乎對這些害處感到無所謂，盡管他們也明白其結果通常是嚴重的眼病。

對西方人來說，中國住房最難受的是冬天沒有暖氣設備。絕大多數百姓，即使在嚴寒肆虐的地區，除了由燒飯而傳到炕上的那點熱量之外，就沒什麽東西可以取暖了。這一點足以證明中國人的抗凍。更無法相信的是竟然有中國人高度稱讚炕的舒適性和方便性，婦女有時稱炕為“親娘”。因為自古“親娘”就是這樣。但是，西方人的暖氣能夠在寒冷的夜晚將熱量充滿整個房子，暖烘烘地將全家人都包圍，不論是在家裏的哪個角落，而中國人卻用炕代替了這些壁爐或是火爐，用炕將全家人限製在那小小的一張**，很多時候還不得不彼此取暖。在家裏也不得不穿上所以的衣服，裹得和在外麵一樣嚴嚴實實，一旦出門就沒有衣服可以添加了，於是出門就覺得越加寒冷。有煤的地區確實也用煤做燃料，但這樣的地區實在有限，而煙又常常吹進房間，常常是煙取代了溫暖。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節省，而且若燒法不謹慎，其危險也像燒煤一樣大。以西方人的標準來看，中國人整個一生都沒有讓自己暖和過。冬天，他們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麵凍住，底下在慢慢流淌。難怪曾經有一個美國人將中國人的住房和美國的監獄相比，得出感慨：美國人住的監獄都比中國的衙門要舒服得多。

我們曾指出中國人不在意擁擠。隻要天氣一冷，中國人就理所當然地擠在一起，以便取暖，考慮到我們上文的分析，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在三伏天，也經常可以看到船上乘客擠得既不能坐更無法躺。這可能是由於中國人口的關係吧。但竟然沒有一個中國人在乎這樣的擁擠。西方人喜歡寓所與鄰居保持一定距離，既可以通風，又顧及到自己的隱私，而且還可以讓自己的視野開闊些，還可以適當地弄個小花園。然而中國人絲毫不知道何為空氣流通和個人隱私，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所以也就無所謂失去的痛苦了。但即使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也不會喜歡這樣。中國每個村莊的結構都是錯錯落落，毫無規劃和章法。換言之，房屋與房屋擠在一起，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地價上漲，城市的情況正是如此。因此，最終是庭院狹窄，房間窄小，擁擠得不利於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遠處正好有塊空地，人們也不會想到利用起來。

對於居所旁的噪音中國人也不在意。一位中國人可以在囫圇吞下晚飯之後，伴隨著群馬的嘶叫和大量馬車夫的喧嘩，倒頭呼呼大睡。而在同樣的環境下，一個來自西方的寧靜世界的人卻是展轉反側，難以入眠。隻要他還有知覺，他就可以聽到六十匹騾子在那裏咀嚼、踢腿和嘶嗚。這些響動之中，不時還有木頭的吱嘎作響聲或者狗的狂吠聲在此起彼伏。在一個客棧的院子裏，常常可以看見多達五十頭驢子，它們在夜裏不時地發出聲響，令人難以想象這樣的客棧裏的中國旅客是如何做到平心靜氣的排除萬種幹擾。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說的那樣，中國人也不是不知道，隻要在驢尾巴上吊一塊磚頭，驢就不叫了，但因為他們沒有看見誰真的這麽幹過，所以也就沒有人將之付諸於實踐了。如果是西方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一定會發了瘋似的尋找解決辦法，但關鍵問題是驢子叫不叫，一頭在叫還是五十頭、幾百頭一起叫，對於中國人來說並沒有什麽區別。這樣的不在乎，並不是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的獨特表現，而是深深紮根於廣大民眾之中，根深蒂固。我們可以由此而推之，中國人每家都養一百隻貓，人們都會無動於衷。

中國的很多城市都受到狗的騷擾，狗破壞了很多城市的正常秩序，比如說，狗在街上四處橫行，阻塞交通，侵襲路人，破壞環境……然而中國人並不願意去滅狗，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善良與同情心理，隻要看看中國餐廳裏的熱騰騰的狗肉和絡繹不絕的顧客便可以知道。大群的雜種狗肆無忌憚的在街上日夜狂吠，中國人似乎覺得無甚大礙，甚至連潛藏的巨大的實際危險都沒有意識到——一旦被瘋狗咬傷，後果則不僅僅是損失一點物質的小事情了，因為中國人治療狗咬傷的方法常常是在傷口上綁些狗毛。根源肯定是我們的一句諺語：解鈴還需係鈴人。不過其他的亞洲國家在這方麵與中國相比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公使的勞羅斯先生，在他的一本東方遊記中有一些有趣的插圖。其中有一幅，題為《君士坦丁堡總覽》，畫著各式各樣的瘦狗和癲皮狗在開會。兩者的相似，簡直妙不可言。而滅狗，在中國看來是不會提上議事日程的。

造成以上結果大多數是因為中國人的漠視舒適。在此，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中國人一貫標榜自己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常常為自己是一個有文化有教養的民族而自豪。筆墨紙硯稱為“文房四寶”，有了這些擺設，才能“文房”。值得注意的是，這四件不可或缺的東西都不能隨身攜帶。而且若是沒有水，那麽這些東西也無法發揮它們的功效了。首先，筆毛要水來潤濕，否則對筆毛是致命的損害，而且寫出來的字完全沒有毛筆字的風韻。其次，研磨沒有水也是無法進行的，黑黑的墨象石頭一樣，隻會損傷磨盤和研頭。即使這麽不方便的東西，中國人也沒有想出諸如圓珠筆、鋼筆、鉛筆這樣的既方便攜帶又書寫速度快的工具。當然，就算有他們也無法攜帶，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兩者是一樣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些東西隨身攜帶，他們沒有意識到它的必要性。

前麵談到中國人省吃儉用時，我們竭力公正地評價了他們的高超技藝，他們方法不當，卻能成就斐然，甚至達到和西方人一樣的滿意程度，盡管我們說這種程度是無法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的。中國人對於西方最常見的節省勞動和時間的方法一無所知。在西方現代化的賓館裏，人們隻要按一下鍵鈕，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熱水、燈光、暖氣和客房服務。但是，在中國的所以堪稱最高檔的旅館裏，旅客需要任何東西，都不得不靠腳力和練就的洪亮嗓音。當然，我們可以想的到，和前麵一樣，中國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有什麽不便的地方。

中國人的日常用品，無法隨用隨買，要等小販碰巧出現才能買到。相信我們很多人都看過鄉間的貨郎，他每幾天便會出現一次，吆喝著，於是所以需要買東西的人便會趕來。他流串於各個村落，每到一處都總是極受歡迎，因為這可能是村民們購買日常用品的唯一途徑。城裏，夜出時人人都打個燈籠，尤其是那些巡回叫賣的小販和那些在這個時候買東西的人，因為沒有燈光，月光又太過於黯淡。有的地區，人們習慣於每年2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人們在這個時候便會擺出集市，木料經常從一個集市拖到另一個集市，直到最後售出，或者拖回去。如果有一個人不領市麵想在5月分購買，那麽他便能完完全全地體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句中國古話的真理性了。

我們曾經談到為了節省，中國人很多工具都是自行組裝的，他們到處尋找各種零部件，然後回家用上好幾天的時間自己裝配而成，中國人相信這是種經濟的做法，然而他們忽略了由於自行組裝的非專業性，工具容易損壞，壽命大大縮短，而且他們沒有意識到分工的高效率和高質量。這與我們的方便和經濟的概念是不一致的。筆者有一次叫一個仆人去買一把劈木頭的斧子。他沒有買到，隻好買回來十四個（進口的）大馬蹄鐵，請鐵匠打成一把斧子，樣子有點像礦工的尖嘴鋤，又請木匠安上一個把，所花的全部費用要比買一把上好的外國斧子要貴多了！

然而中國的種種不便給人印象最深最持久且最容易獲得的印象還應該算“衛生設備”的缺乏了。即使是在國都北京，每次治理下水道，唯一的結果便是越修越壞。一個人不管對中國的各個城市有多麽了解，你若問他中國哪個城市最髒最亂，他總是會猶豫不決，衡量半天，無法回答，腦子裏浮現出的是各個城市垃圾糞便滿地是的景象。因為中國的各個城市在這方麵是沒有可比性的，沒有最髒，隻有更髒。一位來自北方的旅行者，對一個住在廈門的人誇口說，論及城市的環境，中國南方城市不如北方城市。為了驗證這個觀點，他們走遍了廈門，發現廈門出乎意料地清潔——當然是對於中國城市而言。這個廈門的居住者出於對這個第二故鄉的嫉妒，告訴他的北方朋友他來的不是時候，因為碰巧有一場大雨剛剛衝刷了街道！這位旅行者在遊覽了福州之後，認為他已經發現了中國最髒的城市；他訪問寧波時，確信了福州最髒，到達天津時，他加倍相信福州最髒。然而，他已經忘記了北京的景象，如果他仍記得北京，拿他在北京時的想法跟現在比一比，他可能會為自己的武斷而慚愧了。

而在日本，人們總是設計一些很人性化的小東西。比如說，我上次在餐館裏麵看到的牙簽架。餐桌上擺著一件粗看不知道為何物的東西，它插在一件用彩紙折成的、漂亮的木偶人形袋裏，牙簽頭部巧妙的設計成木偶人形的腦袋，看上去分外可人，堪稱一件精心設計的藝術品。因此用餐過程中我一直舍不得打開它，不時端詳以飽眼福。他比一般牙簽要長，要粗，透著一股貴族的氣派。用餐過程中，友人抽出牙簽剔了一番，然後將牙簽頭掰斷，然後將牙簽架到了那個頭上麵。原來牙簽的頭部是個架子，專門用來放牙簽的。確實，這個牙簽架發明的很對時候，否則，牙簽該往哪放呢？象這麽高貴的牙簽，總不能剔完就扔，那樣一頓飯要很多支，是個極大的浪費。而拿在手裏，放在桌上，扔到碗裏，都影響美觀。從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舒適已經是一種很高級很全麵的舒適了，而且他們仍不滿足，仍在進步。這一點與中國正好相反，因為體會到了舒適，所以割舍不下，追求盡善盡美。

再看看日本女子的和服。平心而論，日本女子確實稱不上天生麗質，既沒有歐美女子的高大豐滿，又沒有中國女子的圓潤勻稱，但和服掩蓋了她們所以缺點，突顯了她們的優點。這寬鬆的和服將日本女子粗短彎曲的腿遮掩了起來，這寬鬆修長、典雅豔麗的服裝將日本女子包裹地風情萬種、儀態萬千。而且在脖頸出留出空擋，將她們最迷人最性感的部位留在外麵，展現那白嫩玉潤的肌膚和柔美的線條。後背還有一個純屬裝飾的小包，使得女子的可愛盡顯。

這就是日本人所追求的，和中國人的服裝相比，足以看出我們的觀點的正確。

安於現狀“湊合”的能力

論及中國文明的種種不方便，以下三點總是被每個西方人都毫不遺漏地提到：郵政設施、道路狀況、貨幣流通。中國的郵寄速度之慢出乎常人的想象。當然也有私營郵局，但其作用極為有限，並且相對整個國家的麵積和人們的需要來說而言，覆蓋的地域也極小。

在前麵討論缺乏公共精神時，我們已經談及中國的道路。山東有一條幾英裏長的穿山公路，十分狹窄，不能同時通過兩輛馬車。路的兩端都有士兵駐紮看守，監督交通隻能是上午從這個方向開往那個方向，下午從那個方向開往這個方向！考慮到中國人的服裝——特別是鞋子（我們已經描述過了），以及中國的道路狀況（我們也已知道），隻要天氣一變糟糕，中國人就隻能守在家裏不出門了。在西方國家，我們說一個人笨，就說他連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國，我們則要說他連下雨天躲在家裏不出門都不懂。

漢語的一個普遍特征，就是習慣於用兩個部分來表達祈使意義，比如“遇雨即止”。對於中國人來說，由於多年的習慣，“風雨無阻”這個詞語在他們的腦海裏是沒有任何位置的。而對於西方人來說，人人都知道自己的職守和工作不在萬不得已，不能由於大雨而停止或怠慢。大雨來臨時，再緊迫的公務也緊迫不起來了。我們曾經聽說有一個堅固無比的中國炮台，地位重要，裝備精良，比如有克虜伯大炮，士兵們接受過外國訓練，但隻要一下雨，崗哨上的士兵全都聰明地躲進了哨所，看不見一個人，他們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殺，本來死亡人數要翻四倍，幸虧及時地下了一場雨，把撲向外國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若是外國旅行者害怕一些狂妄的中國人，那麽如果他能夠隨身攜帶一場陣雨，他將得到最安全的保障。我們相信，從一個兩英寸大的水管裏噴射出來的持續的水柱，五分鍾之內便足以驅散中國最殘暴的暴徒。葡萄彈就相形見絀了，因為會有許多人去撿拾衝力已盡的乏彈，如同看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而中國人天生對冷水的反感如同他們從漢朝以來對貓的厭惡。因此對付中國人最好的也是最方便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極為便宜的冷水。

要把中國貨幣談論清楚，需要的不是一小段文字，而是一整本書，一篇全麵的論文。中國貨幣方麵的怪事足以讓一個西方人大開眼界，而且有時候這種巨大的弊病會不治而愈。在談及漠視精確時，我們曾經提到過一些。比如一百個銅錢不是一百個，一千個銅錢也不是一千個，而是其他完全不定的數目，隻能憑在中國多年生活的經驗來確定。在這個國家的廣大地區，一個銅錢算兩個；二十個銅錢以上也這樣算，所以，當有人聽到自己會得到五百個銅錢時，他明白自己會拿到二百五十個銅錢。此外，總有一些不足額的貨幣或是假幣混入市場流通，導致商人之間以及商人和顧客之間的爭端連綿不斷。這些弊端使得地方官員們不時頒布文告加以製止。本以為頒布文告可以肅清貨幣市場的混亂，沒想到卻給地方政府的部分貪官創造了良機，壓榨本地錢莊，為難商業活動，使得商業活動和貨幣周轉狀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有每況愈下之勢。現錢一時周轉不靈，物價頓時上漲。一旦現錢被支付殆盡，代替的便隻是壞錢，而物價卻並不回落。這樣，就有了一條不可抗拒的規律：壞的貨幣逐出了好的貨幣。這條規律無時不刻的不在支配和引導著中國的貨幣市場以及相關聯的商品市場。貨幣狀況每況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區，人人去市場都帶兩套錢幣，一套是普通的，真假摻雜，還有一套則全都是假錢。有些商品隻付假錢。至於其他商品，或是特殊交易，就要相應地支付雙倍的錢幣。

中國的錢幣在千萬雙黑手中流通，常常是烏黑不已。用於穿五百錢或一千錢（名義上的）的繩子很容易斷，而重新點數重新穿起來都很麻煩。銅錢沒有統一的重量，但無一例外地既笨且重。相當於一墨西哥元價值的銅錢，重量在八磅以上。而吊在腰間的小袋子則是加厚加固，以承受這萬般的重量。如果要用的錢超過幾吊，那攜帶就成最大的問題了。銀錠在交易中損失巨大，使用銀子的人在買賣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被欺騙。總有人把銀子多多少少地割去一些留給自己用，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貨幣不足額。即使他用錢莊的匯票，也少不了多少麻煩，因為一個地方的匯票去到另一個相距不遠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認，就是得大打折扣，而當他最後拿著這張匯票回到原先簽發它的那個錢莊時，又得預先考慮到可以兌付多少現錢這個問題，常常在這個問題上他會碰到一場與這個錢莊的黑心人之間的爭鬥。就這樣，中國人做著蹩腳的買賣，用著不明不白的貨幣，令人奇怪的是，這種習慣一直持續了幾千年而沒有絲毫的改變。而據我們所見，中國人已經完全習慣了這種混亂與沉重，隻有外國人叫苦不迭。

旅行者經常會看到一隻伸開四蹄躺倒在地的驢子，它被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結實的繩子掛在木樁上。但是，驢不是調整自己的身子去適應韁繩的長短，而是不時地把繩子繞到最短限度，驢頭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著脖子的樣子，似乎頸部脊椎骨有脫臼的危險。我們感到奇怪，它這樣怎麽不會折斷脖子，更不明白，它這樣做有什麽樂趣。沒有一頭西方的驢會那樣做。和這頭驢子一樣，中華民族雖然處於一種半扼殺的狀態，他們卻自以為很舒服，因為不明白真正舒服的標準，沒有體會過真正的舒服，他們的舒適感還隻是停留在很原始的階段，也就如同我們所說的他們的標準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是我們的起始的前提。中國人滿足於現狀，並且每個人都有適應環境的超強的能力，對於碰到的種種不遍，他們可以用典型的耐心加以忍受，忍了幾代，忍了幾輩子，便逐漸成為了習慣，隻要狀況不突然變差。當然，就算突然變差，結果我們也可以預知。

有些完全熟悉中國人和中國方式，甚至還有些專門研究過中國的人，時常斷言說中國人尚未開化，還處於混沌的原始狀態。這個判斷的錯誤和膚淺之處顯而易見，做出這個判斷的人一定是對文明和舒適的標準毫無概念或者是混亂不堪。在考慮中國的現狀（與三個世紀之前毫無二致）並對它做出評價時，應該認真觀察我們自己所經曆的種種變化，這是我們進行公正比較的必由之路。我們不能認為彌爾頓、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的英國是未開化的國家，但是，對於我們現在大多數人來說，那個時代的英國也肯定是不堪忍受的。

在此，我們沒有必要再去提及過去的三個世紀之中讓大不列顛群島發生驚人變化的各種複雜的原因。因為最近五十年來在舒適方便的標準上發生的徹底革命已經祖國讓我們思考了，而且對它的思考在這裏顯得更加具有實際價值。在舒適方便的標準上的變化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一個社會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改變，因為物質是舒適方便的基礎，而發生的這種變化不光要有物質為前提，更需要精神上的意識作為原動力，每一次變化都是由於人們對現實的不滿足而帶來的。如果我們被迫回到我們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們也許會懷疑這樣的生活是否還值得過下去。時代不同，我們的思考和理念也隨之發生變化，帶來的社會麵貌也會有所改變。與此對照，在中國，時間從未流動，人們的思想也未發生改變。因此，如今的舒適與方便的標準，與幾個世紀以來的完全相同。當新的情況出現，這些標準可能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調整。然而，我們期待也罷，渴求也罷，這些標準將不會是我們目前所習慣的標準。因為中國的社會狀況永遠與我們的有那麽多的不同。

追求真知的才能

毫無疑問，中國人在保護曆史記載珍藏曆史遺書方麵，要比同時代的其他國家先進得多，也盡力的多。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有多麽冗長羅嗦的史書，他們都保存完好而且肯定麵麵俱到。如同上文中的那些語句，而且即使有缺失，也會有一批人去研究補充更正，以此為職業窮其一生，如同研究紅樓夢已經成為了一個學派還取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紅學。難怪許多西方作家，似乎對中國的史書極其讚賞，而且對書中的敘述絕對相信毫不懷疑。下麵是一段摘自維也納大學講師辛格博士一篇文章的一段文字，其譯文刊登在《中國評論》1888年7月刊上：“科學的考據早就承認中國古典文獻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越來越得到證明。比如李希霍芬，這位剛對中國進行過全麵考察的學者，在談論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驚訝的矛盾成分時認為：中國人記錄曆史事件時嚴格求實，若涉及到統計數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為認真，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們在一般交際和外交談判時撒謊的掩飾風行，這是被絕對公認的。”

曆史要精確地為後人所知可以通過兩條全然不同的線索來傳承：一是途述事件，按照時間順序有側重地又詳盡地描述；二是解釋事件，通過對人物和動機的分析來實現，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有些廣泛地細致地考察研究過中國曆史的人說，用前一種寫法，中國的這些史書無疑都是記載那些發生在寫作之前的事情，即實錄，當然是否是“實”還有待研究專家去考證；而從後一種寫法來看，這些史書則絕無半點嚴謹合乎辛格博士所說。在此，我們尚且不對自己不十分了解的東西妄加評論，隻是想提醒人民，一個民族在善於撒謊的同時卻能塑造一代又一代看起來是尊重事實的史官，這樣的現象是不是應該稱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隻此一家，別無分店”了。同樣的愛憎感情，曾經使其他許多國家的曆史受到無禮的歪曲，同樣的條件下，難道中國就會例外嗎？同樣的原因，難道就單單不作用於中國，而毫無理由毫無根據地選擇其他國家嗎？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曆史，也有理由去懷疑。

不尊重曆史，這不僅僅是注釋儒學的教義的缺陷與失誤，作為儒學代表人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記住這樣一點很重要。盡管理雅各博士十分重視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但他對“以一青掩大德”的做法很不以為然。眾所周知，《春秋》記載了魯國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起於魯哀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這是很長的一段曆史。下麵一段話摘自理雅各博士關於儒學的一次演講，後來該演講稿被收錄進了他的《中國的宗教》一書：“孟子把《春秋》視為孔子最偉大的成就，並說它的出現會讓亂臣賊子感到害怕。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說有人會因此了解他，也有人會因此怪罪他。當因為《春秋》而受到怪罪時，他有沒有心生不安呢？事實上，這部編年史十分簡略，不但如此，還閃爍其辭，容易使人誤解。《春秋》問世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公羊為此書作增補並評論說；‘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種‘諱’包含了三個英語詞語的涵義——忽視、隱藏和誤傳。我們該對此說些什麽呢？……我時常希望自己能夠否定《春秋》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從而快刀斬亂麻地解決我們的疑惑；但孔子筆下的證據與他自己的生活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如果一個外國學生采用這種激烈的方法，使自己所看到的這個哲學家的真實品格，那麽，中國的眾多統治者和大多數學者就不會對他有所同情，也不會憐憫他的內心苦惱。真實，是孔子經常要求弟子堅持的一條原則；但《春秋》還是讓他的國人在這個國家或諸位聖人的名譽有可能受損的情況下隱匿事實真相。”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聲稱中國人的曆史真實可信的人，其實已經為自己設了一條後路，他們隨時可以為自己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與借口（在這方麵是不是因為對中國太過相信而受到其感染學會捏造？）同時他們隨時準備承認：中國的真實僅限於曆史。言外之意是中國的真實實際上是無從考據的。當然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去證明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說謊。因為我們可以就地取材，中國人自己的話便是最好的證明。我們常常聽他們用南海島嶼上的首領說他的部落那樣的方式來描述談論自己的民族：“我們一張口就說謊。”然而，在我們看來，中國人並不經常地為說謊而說謊，這一點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他們說謊是一種手段，一種處世的方式，因為不說謊就得不到某種利益，而說謊所能帶來的利益是不可抗拒的，就象我們剛才所說的物質的**性是極大的。“他們不說真話，”貝德祿先生說，“同樣也不相信真話。”筆者有一位朋友，曾經有一次接待了一個中國小夥子，小夥子學過英語，喜歡到處使用，然而他左思右想覺得似乎少了一句什麽我們平時經常說的話，那就是“你說謊”，於是他希望在他的英語詞匯中增加一句“你說謊”。我的這位朋友把這句話告訴了小夥子，但告誡他不要對外國人講這句話，否則他一定要做好挨揍的準備。當然，作為中國人的這個小夥子對這個不可思議的提醒毫不掩飾地表示奇怪。因為他是中國人，是一個經常不得不說謊的中國人，所以在他心裏，這句話與“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樣無傷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曾談到西方人最不喜歡被稱為說謊者，（這樣如同說他們是小偷或者說他們道德敗壞）他說道；“但如果你這樣去說一個中國佬，你根本不會讓他生氣，不會讓他感到有失身分。他不會否認這個事實。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對閣下說謊。’對一個中國佬說‘你說謊成性，現在就在編瞎話’，如同對一個英國人說‘你一貫講俏皮話，我相信你現在腦子裏就有好幾條糟糕的俏皮話’。”

“麵子”與應變的能力

“麵子”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種天生的素質，盡管我們看來麵子隻是人天生的一個身體組成部位。這樣看可能會有人覺得荒謬可笑，但假如深究下去就會發現我們這樣說的合理性。因為在中國，麵子這個詞不單指人的臉部，它在字麵上是一個群體複合名詞，但實際上的意思並不是我們所能描述和想象的。

首先我們應該考慮如下的一個事實，即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戲劇的本能和表演的天賦，不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種族。理解這點對於我們解釋麵子的含義是很有幫助的。在中國，戲劇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全國性娛樂，戲劇是中國的國粹，中國人對戲劇的狂熱，一如英國人之於體育、西班牙人之於鬥牛。中國人極易被戲劇所感染。他們會把感情全身心地投入於戲劇之中，像戲中人一樣行禮、下跪、俯身、叩頭。隻要有一點點的感觸，他們便會與戲中人產生共鳴。西方人看到這種做法，即使不認為荒唐，也以為多餘。中國人是用戲劇術語來進行思考的，戲劇語言占據了他們的頭腦。比如說，他的自我防禦心理覺醒之時，即便他對兩三個人講話，也像是對大批民眾。他會大聲地說：“我對你說，對你，還有你，對你們說。”麻煩話解了可以說“下了台”，而如果沒法化解，便可以用“下不了台”來形容。所有這些表達方式都與現實毫無半點關聯。隻有戲劇才會在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場合由合適的人講出一段漂亮的話來。中國人從來就不去幕後，因為幕後會讓他們發現事實。在如同戲劇一般的中國人的生活中，隻要每個人都不破壞戲劇的氛圍，不去揭開戲劇的幕布，就會有麵子。如果鬧脾氣不這樣做，或者忘記這樣做，或者不會這樣做，就叫“丟麵子”，那樣就中斷了表演，會讓所以其他的人而氣憤，因為你揭開了現實的幕布。

一旦正確理解麵子這個概念，那麽你就掌握了一把鑰匙，可以打開中國人許多重要素質這把號碼鎖，可以開開門看清楚屋內的東西，而不是隔著窗簾妄自猜測。

當然對於不擅長戲劇的西方人來說，麵子的運作原則和戲劇的演出規律，他們完全不能理解。他們總是忘記戲劇因素，誤入對中國人來說重要得應當忽略的事實領域之中。因此他們也沒有機會體會演好一出戲的成就感。對於一個西方人來說，中國人的麵子很像南洋島的禁忌，都是一種無可否定的潛在力量，隻不過麵子不可捉摸，不講規則，隻按照人們的常識來廢除和替換。中國人與西方人都應該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因為他們對於同一件事情永遠有爭不完的不同意見。和事老在調解小村莊居民永無休止的爭吵時要講求調解的藝術，除了公正之外，他們首要考慮的便是雙方以及他自己的麵子問題。有時候為了麵子可以放棄公正，盡管公正是目的，但對於中國人來說，保全了麵子便是對他們最大的公正。這樣的搏弈就如同西方國家的政客考慮雙方的力量平衡問題一樣。同樣的原則，也經常出現於法律裁決，因為麵子問題，很大比例的訴訟結果都是平局，或者是庭外的調解。

送人一份厚禮，是“給他麵子”。而收下似乎也是“給他麵子”，因此對與中國人來說，從來不能拒絕別人的禮物，不管這種禮物有什麽潛藏在背後的目的，如果實在不願意，那麽可以適當有藝術的取舍，收取一部分。被人當麵指出缺點和錯誤是丟麵子，因而不管多累都要挖空心思尋找證據來否認這些事實，或者是把錯誤歸咎於他人或是其他的客觀情況。認定一個人撿了你丟的網球並要他歸還時，他會氣憤地否認，並且走到丟球的地方，很快“發現”球就在那兒（從他的袖子裏掉出來的），然後他說：“你‘丟’的球在這裏。”女傭把一位客人的鉛筆刀藏在她主人房間裏，人們不久就發現這把鉛筆刀在桌布下麵，她就裝模作樣地把它拿出來。在這些例子裏，運用事後補救措施和聰慧的頭腦保全了麵子。仆人丟了一把銀勺子，他知道要賠，或者從他工錢裏扣，他就主動辭職不幹，並且故作清高地說：“那錢留著賠那把銀勺子好了，我不要了。”這樣，他沒傷著自己的麵子。一個債主知道錢要不回來了，但還是到欠債人那兒，嚴厲地訓斥一頓，表示自己知道該怎麽做。錢沒要到，麵子卻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後不會再像這次一樣要不回錢。一個仆人忽視或拒絕執行一些職責，一旦得知自己會被解雇，他就重複以前的過錯，然後再主動辭職，以保全他的麵子。這則是中國人為保全麵子而使用的方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技法多麽高超，演得多麽逼真。還有的中國人就算是丟性命的時候也不忘要保全麵子。一個知縣在砍頭前竟然請求特許，允許他在處死時穿官服。我們隻能用一句很地道的中國話來形容：“死要麵子！”

而僅僅一海之隔的日本，為了發展為了生存，他們可以不惜一切麵子。他們作為一個起步晚的民族，在公元前兩三百年還處在新石器時代的後期，而他們一再地派使者來到中國學習，將中國的青銅器、鐵器和水稻種植技術帶回了日本，使得他們的文化大步的躍進。而戰後日本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偷”來的種種技術讓他們收益非淺，照相機、電視機、彩電、手表、汽車……沒有這不顧麵子的“偷”，何來今日的經濟第二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