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東林黨爭

萬曆時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勳戚為代表的統治階級中最反動腐朽的勢力操縱了朝政，朝中一時政治腐敗，軍事窳敗，財政拮據。橫征暴斂十分嚴重，人民群眾反抗不斷出現。崛起於東北的滿洲貴族，不僅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管轄，成為對明朝的威脅，而且對朝廷虎視眈眈，伺機入關。

麵對國事每況日下的形勢，一批政治頭腦清醒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發出“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呼聲。當時的代表人物是明末東林黨人著名領袖顧憲成。顧憲成是無錫人，萬曆八年(1580年)，中進士後曆任京官。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遷升、改調等事務。他敢於直諫，因爭立皇太子，引起神宗反感。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會推內閣大學士，顧憲成提名的人，均為神宗厭惡，因此更加觸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

顧憲成回到家鄉無錫，在東林書院講學，在從事講學中，也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由於他德高學湛，在士大夫中聲望極高，得到常州知府和無錫知縣的資助，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重新修複了這所宋朝書院。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發起東林大會，製定《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一二次，每月小會一次。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了眾多有識之士，包括因批評朝政而被貶官吏，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會無法容納。一部分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由學術團體變成了一個政治派別，因此他們的反對派稱他們為“東林黨”。

東林黨人在明末經曆了神宗萬曆、熹宗天啟、思宗崇禎三朝，存在時間達半個世紀之久。他們的政治主張大致有：強烈要求改變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麵，主張“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使國家欣欣望治；反對皇帝派礦監、稅監到各地大肆掠奪、搜刮民財，主張重視農、工、商，要求惠商恤民、減輕賦稅、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反對科舉舞弊行為，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按個人才智破格錄用。在軍事上，主張加強遼東軍事力量，積極防禦滿洲貴族的威脅，以保證東北邊疆的安定。

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等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發展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時，另一批貪權的官僚，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結黨營私，不斷打擊、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員，形成反對東林黨的幾個“黨”。按籍貫而言，這幾個“黨”是：浙黨，昆黨，楚黨，宣黨，齊黨。其中浙黨勢力最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內閣首輔，齊黨、楚黨、宣黨、昆黨等重要人物紛紛占據要津，成為“當關虎豹”，他們不以國事為重，專門熱衷於攻擊東林黨，並且往往作為他們首要任務，不遺餘力地殘酷打擊東林黨人。而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他們的弊端，加以揭露和參劾，於是出現了明末曆史上著名的東林黨爭。

東林黨同各對立派的爭論，涉及的問題很多，範圍也很廣，但主要圍繞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萬曆帝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宮廷三案即“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中激烈鬥爭。東林黨爭中，雙方都利用明朝“京察”製度作為打擊對方的工具和手段。

東林黨爭開始於“爭國本”，所謂“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著立皇長子朱常洛還是皇三子朱常洵為皇太子。按封建禮製，“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作為神宗之繼承人。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十分寵愛鄭氏，且封她為“貴妃”，還想立常洵為皇太子，作為皇位的繼承人，由於東林黨人顧憲成等的反對，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才冊立年滿二十的皇長子常洛為太子。

“梃擊案”發生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張差手執木棍，闖進太子(光宗)住的慈慶宮，擊傷守門太監。被抓後供出係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所差斬首於市，將龐、劉在內廷擊斃了案。

“紅丸案”發生於光宗即位的泰昌元年(1602年)，光宗重病，司禮監秉筆兼掌禦藥房太監崔文升下瀉藥，病情加劇。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自稱仙方，光宗服後即死。東林黨人楊漣、高攀龍等上書，指出係鄭貴妃指使下毒，結果崔文升發南京，李可灼遣戍。

“移宮案”。光宗死，熹宗當立，撫養他的宮嬪李選侍與心腹宦官魏忠賢，企圖利用熹宗朱由校年幼，把持政權，占據乾清宮。東林黨人、朝臣楊漣、左光鬥等不讓她同熹宗同居一宮，迫其遷至噦鸞宮，然後舉行即位儀式。

東林黨人同反東林黨各派鬥爭還表現在爭“京察”。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製度，規定六年舉行一次，稱職者予獎或晉升，不稱職者處罰或斥退。爭京察就是爭朝廷的人事大權。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京察，由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他不講情麵、剛直廉潔，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的幾個人，是浙黨首腦沈一貫的黨羽。由於沈一貫蒙蔽萬曆皇帝，其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未遭處分，而楊時喬反被嚴旨斥責。東林黨人一再奏劾沈一貫遍置私人結地黨營私，沈也被迫謝病不出。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由東林黨人大學士葉向高主持朝政，將齊黨、楚黨、浙黨、宣黨、昆黨大批人物罷官。但是，這次主持南京京察的是浙黨、楚黨和齊黨官員，他們合謀，排斥所有支持以李三才為首的東林黨人。李三才任鳳陽巡撫時，剛直廉政，深得民心，是東林黨的領袖之一。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京察時，方從哲掌政，浙、楚、齊黨多居要職，盡力排斥東林黨。終萬曆一朝，東林黨人大部分不掌朝政，在京察中處於被排斥打擊的地位。後來熹宗即位，他們竭力支持熹宗，才受到重用。天啟三年(1623年)東林黨人葉向高任首輔，趙南星也係東林黨人，以左都禦史身份參與主持京察，他痛斥楚黨官應震等“四凶”，堅決罷了他們的官，取得了勝利，使“天下快甚”。趙南星任吏部尚書時，糾正選用官吏中的弊端，銳意澄清，獨行己誌，皇帝寵信的宦官也不得有所幹政。東林黨打擊的都是貪黷奸邪的官吏，他們力求革除弊政，澄清吏治。

東林黨人反對礦、稅之弊。貪財成癖的明神宗，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礦和征稅，濫肆搜刮。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運至北京獻給神宗的白銀九十餘萬兩，黃金1575兩，除此之外，還有大批珠寶。其中直接裝入礦監、稅使私囊的達所給神宗的十之九。各地人民反抗礦監、稅使鬥爭一直持續了二十餘年，鬥爭的範圍東至蘇常，西至陝西，南至滇粵，北達遼東。東林黨人同人民站在一起反礦、稅之弊。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東林黨領袖李三才上疏：“自從礦、稅迭興以來，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皇上為民之主，不惟不給民以衣食，反而剝奪民手中之衣食。征稅之吏，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臣請皇上煥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李三才的奏疏擊中了萬曆皇帝派出的礦、稅之弊的要害，奏折隻能束之高閣。但李三才憑借鳳陽巡撫，對派駐徐州的礦監、稅使陳增及其爪牙，作了堅決鬥爭。由於李三才的德政，贏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讚賞，聲望日高，已極有可能被推舉進入內閣。浙黨、齊黨和楚黨一派官僚，怕李三才入閣對他們不利，連連上疏攻擊李三才，誣陷他奸詐貪橫。顧憲成等東林黨領袖則痛斥這些流言。這樣，雙方展開一場筆墨官司。由於李三才一再受到攻訐，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不得已自動辭職，才結束了李三才入閣事件。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反礦監、稅使的官員，也得到酌量起用。至此，反礦、稅之弊的鬥爭取得了一定勝利。

東林黨人不顧迫害、猛烈抨擊閹黨。神宗、光宗相繼死去，熹宗即位，東林黨人因支持熹宗而得到重用，但東林黨人參掌朝政隻維持了一個很短的時期，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控製了朝廷，以至形成魏忠賢一人專政的獨裁局麵。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東林黨人、左副都禦史楊漣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把反對閹黨的鬥爭推向**。魏忠賢為了報複，對劾奏他的東林黨人往往進行惡毒進攻，有的甚至毒打致死，把楊漣和左光鬥削職為民。東林黨人基本上失去參預朝政的權力。

魏忠賢為了一網打盡東林黨人，天啟五年(1625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義，把東林黨人的姓名榜示全國，凡309人。凡榜上有名者，生者削職為民，死者追奪官爵。魏忠賢編《三朝要典》，說宮廷三案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汙蔑東林黨人借三案“快私憤”，並頒布全國，成為迫害東林黨人的另一工具。天啟六年(1626年)二月，閹黨再次製造屠殺東林黨人的大冤案。魏忠賢對已罷官居家的東林黨領袖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稱“七君子”)，誣以貪髒罪予以逮捕，七人最後均被迫害致死。閹黨殘酷地鎮壓了東林黨人，但東林黨人並未殆盡，東林黨爭一直繼續到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