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曆史真相
三國冤案：諸葛亮不該激殺名將魏延
所謂“反骨”的說法當然隻能是小說家言。解剖學告訴我們，每個人身上都隻有二百零六塊骨頭，誰也不可能單獨在腦後多長出一塊“反骨”。魏延所謂的“反叛”，其實是諸多原因造成的過激反應，反叛並無實據。
還是先來看看史實。根據《三國誌·蜀書·魏延傳》記載，諸葛亮在軍中自感將不久於世，便背著魏延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褘、護軍薑維等人安排後事，決定“令魏延斷後，薑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文件精神按規定要傳達到“軍級幹部”，卻偏偏將“軍級幹部”魏延無端排除在外；如此違反組織原則安排後事已經相當不合適，偏偏作出的又是這樣一個經不起推敲的錯誤決定，而來執行這個錯誤決定的偏偏又是個錯誤的人。
楊儀與魏延，類似晁錯與袁盎，形同天敵。二人“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魏延傳》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這樣一個政敵突然之間出來主持大計，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不服調度，可謂本能反應。聽到費禕轉達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來：“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可謂大義凜然，意思是丞相雖然病故，但我自己還有主見。親屬和隨從官員護送他的遺體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獨當一麵，繼續完成北伐大業，不能僅僅因為丞相去世就放棄既定國策。在大廈將傾的關鍵時刻，有人出來作此表態，應該說是很難得的事情，總讓我想起諸葛亮當初“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諸葛亮為了蜀漢事業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約也不願因為自己身死而放棄北伐大業，魏延最起碼也是精神可嘉吧？
後半部分的確經不起推敲，有意氣用事、不顧大局、辜負組織培養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稱，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楊儀是個什麽人，大約也就能夠理解。當馬岱送回魏延的首級，向楊儀交令時，後者起身用腳踏著怒罵：“庸奴，複能作惡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頭惡氣。等一切安定，他“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隻當了一個勞什子“中軍師”的官，“無所統領，從容而已”，也就是說隻是個閑職，實際是被朝廷掛了起來，於是心裏十分惱火，竟然這樣對費褘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複及。”意思是那時我兵權在手，如果帶槍投靠魏國，哪至於隻弄這麽個小官呢？真是悔不當初！如果說魏延不聽指揮也有伸手要權要官之嫌，那麽楊儀則完全是一副**裸的野心家嘴臉，一門心思要當接班人。碰到這樣一個人指手畫腳，別說魏延，就是脾氣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夠聽得進去。可以想見，假如諸葛亮不隱瞞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他，他肯定不會走這個極端。
如果按照籍貫劃分，費禕與魏延還是老鄉，無論彼時還是現在。費禕是鄳縣(今河南信陽市羅山縣)人。鄳縣跟義陽一樣，開始屬於荊州江夏郡，後來屬於荊州義陽郡，乃至西晉的義陽國。當然，那時費禕不會跟魏延論老鄉關係。不是時候。因為魏延不但不聽，反倒進一步要求費禕也留下來，兩人聯名下文號令諸將，繼續與魏軍周旋。這事費禕肯定不能幹。他忽悠魏延說：“我回去勸勸楊儀。他是文官，不懂軍事，肯定會同意你的意見。”
魏延一旦鬆口，費禕出了營門便奔馳而去。可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魏延後了悔，但想追又來不及，隻好心存僥幸，派人悄悄到楊儀那裏查看情況，希望他真能像費禕所說的，同意自己的意見。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報是楊儀已經在部署撤退，不覺大怒；於是不等楊儀出發，他就率領所部先行撤退，並且燒絕閣道，上表奏告楊儀謀逆。楊儀也揭發魏延造反。一天之內，兩人的表章同時送到後主案頭。這樁官司離奇而且突然，後主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兩人都懷疑魏延而相信楊儀。
魏延燒絕棧道，無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還想“率駐軍擊賊”嘛。可是修棧道最麻煩的工序是在石壁上鑿孔打眼，現在那個工序成果尚存，楊儀隻消伐木鋪板，因此也很快就撤過了秦嶺。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上了賊船，就別想輕易下來。魏延心一橫，索性派兵占據南穀口，準備攻擊楊儀。楊儀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戰時馬謖的副將，《魏延傳》中稱為何平，因為王平小時候曾過繼何家——前來抵擋。魏延部眾知道魏延理屈，隨即散去，魏延無奈，隻好帶著兒子和親信逃到漢中，最終被馬岱追來斬殺。
其實魏延所謂的“反叛”跟梁山好漢“隻反貪官，不反朝廷”一樣，目標僅僅隻是政敵楊儀。隻不過後者持有諸葛亮的“尚方寶劍”、在那個瞬間是正義的化身，他的舉動才被官方定性為反叛而已。這可不是我為同鄉先賢亂說好話，都有事實依據。據《魏延傳》記載，“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楊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說，平常大家一起議論，都認為將來魏延會繼承諸葛亮的衣缽，魏延當然也如此自許，所以根本沒有叛亂的想法。
在裴鬆之的《三國誌注》中甚至還有更進一步的說法：“《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雲，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複求來也。令延攝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史通·古今正史》記載：“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說，這本書是魚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書。魚豢入晉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職，忠於魏而恥為晉臣。他與蜀國沒有利害衝突，記載總體客觀，因此裴鬆之注《三國誌》，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盡管裴鬆之認為上述關於魏延的說法，“此盡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但它至少可以證明一點，那就是即便在當時，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懷疑亂出楊儀。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麽最好的反叛時機可不是諸葛亮新亡、周圍大軍雲集的時候，而是在建興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國死了大將曹仁；吳國似乎死了美人小喬；孫權在武昌——“以武治國而昌”——動工修建用於瞭望觀察的黃鶴樓，而蜀國則在成都匆忙趕修今天武侯祠內的兩個景點：漢惠陵和昭烈廟。因為剛剛稱帝不久的劉備，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虢亭慘敗後，劉備逃回白帝城，驚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將國事托付給諸葛亮和李嚴。國主新喪，人心不穩，當年夏天，雍闓即在南方作亂。雍家是益州大姓，因為其先祖雍齒曾經受封為什邡侯。而雍齒之所以能受封，主要是劉邦需要樹個典型，自己能容納仇人的典型，以安人心。
天下平定後，有一天劉邦看見很多臣子聚集在一起議論紛紛，就問張良他們在議論什麽。張良說：“他們遲遲得不到分封，正在商議造反。”劉邦很吃驚，問該怎麽辦；張良說：“您最恨誰？”劉邦說：“雍齒曾經背叛我投降秦軍，我最恨的當然是他。”張良說：“如果您能封雍齒為侯，那麽大家心裏都有了譜，就不會造反。”於是劉邦封雍齒為什邡侯，食邑兩千五百戶，功勞列居五十七位。
雍闓當時居住在建寧(今雲南曲靖)。他禍亂南方，殺了太守正昂，派人跟吳國聯係，受封為建昌太守。另外一位托孤大臣、都護李嚴為平息事態，給雍闓寫信，曉諭利害。李嚴苦口婆心，寫了整整六頁紙，可雍闓的回信卻隻有簡單的幾個字：“蓋聞天無二日，士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態度無比囂張。要說遠，肯定還是吳國更遠。雍闓聯係吳國不過是權宜之計，最終目的是在山高皇帝遠的地方自立。盡管如此，因為內政不穩，諸葛亮並沒有立即出兵，忍了兩年，公元225年才“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平定雍闓、孟獲。七擒七縱幾乎是諸葛亮人生輝煌的頂點，但就在那一年，著名書法家、魏國太傅鍾繇生出一個兒子，取名鍾會。此人將見證諸葛亮一生事業的毀滅。
那時魏延身為漢中太守，地接魏軍，手握重兵。如此大好時機都不反，後麵的過激反應，隻能說是為情勢所逼，本身並無反意。
如果說“不才明主棄”隻是孟浩然的感喟與牢騷，那麽“雄才明主棄”則是魏延與諸葛亮兩人共同的人生悲劇。因為真實的魏延，才幹相當突出。
先來看看魏延的出身。據《魏延傳》記載，他“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部曲”在漢代本是軍隊的編製名稱，一般而言，將軍或者校尉下轄五部十曲，部曲起初的意思，也就是部下。後來含義逐漸變化。《唐律疏議》上的說法是：“部曲，謂私家所有。”因此梁啟超在《中國文化史稿·奴隸篇》中認為：“部曲初由投靠而來，且多從事戰爭。至唐始變為賤民，形同奴隸。”魏晉南北朝時期，部曲一般指家兵、私兵。也就是說，魏延並非長沙降將。他出身低微，以“部曲”身份追隨劉備入川，因為屢立戰功，而被封為中級軍官“牙門將軍”。
然而等到劉備在漢中稱王時，魏延遭遇突擊提拔：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劉備此言既出，“一軍盡驚”。因為漢中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過重要。
漢中對於蜀國的地位有多重要？我們不妨打個比方。中國象棋一代宗師胡榮華有次接受電視采訪，說到自己形形色色的讓棋方式，其中有個方法是把自己的五個卒全部拿掉。主持人聽後不以為然，覺得區區小卒沒什麽用場——這也正常。無無能之兵，隻有無能之將。這主持人不會下象棋，故而有此印象。胡榮華當然不同意這個見解。他鄭重地說：“可不是這麽回事喲，卒子的作用還是很大的。沒有卒子，就像人冬天不穿衣服，會很冷的！”
漢中之於蜀國，就是這樣的禦寒衣物。
作為蜀國的前進基地、魏蜀兩軍的緩衝地帶，占據漢中進可北爭關隴，退能南蔽巴蜀。這一點，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楊洪這樣對諸葛亮說：“漢中則益中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蜀將黃權也說：“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表達得更為詳盡：“漢中府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
如此重鎮，自當以名將鎮守。大家都認為會派張飛，張飛也以為非己莫屬，可是誰也沒想到，最終劉備的選擇，居然是魏延這麽個不起眼的小角色。
劉備當然也知道眾人的想法，為了樹立魏延的威信，特意安排他當著大家的麵發表施政綱領，情形不亞於現代的任職答辯。劉備問道：“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雲何？”魏延回答道：“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鹹壯其言”。這個豪言壯語讓劉備非常滿意，後來又晉封魏延為鎮北將軍。
後主劉禪即位之初，大麵積分封群臣，以便籠絡人心。這時魏延被封為都亭侯。三國是亂世，一切都混亂，包括侯爵；它被分為三級，縣侯、鄉侯、亭侯。曹操封關羽為漢壽亭侯，食邑就是漢壽亭；魏延首次受封時，也是這個級別，食邑隻有一個村。不過這沒關係，他後來進步很快。
建興五年，公元227年，諸葛亮決意北伐，上了《出師表》，然後進駐漢中，整頓人馬，調運糧草，隨時準備出征。這時魏延的任務是都督前部，官職是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從公元227年到234年，諸葛亮一共組織了六次北伐，《三國演義》上稱為“六出祁山”，其實真正出祁山(今甘肅禮縣祁山堡)隻有兩次，其餘四次都在別處用兵。這六次北伐，魏延全部參與其中，可謂勞苦功高；其中還有一次，完全是他唱主角。這就是建興八年、公元230年的第四次北伐。
嚴格說起來，這次算不上北伐，至少不是諸葛亮的北伐，頂多是魏延的北伐。起初是魏軍處於攻勢：當年秋天，魏軍兵分三路進攻漢中，司馬懿出西城(今陝西省安康西北)，張郃出子午穀，曹真出斜穀。諸葛亮屯兵城固(今陝西省城固縣東)、赤阪(陝西省洋縣東二十裏)，與之抗衡。適逢天降大雨，連續月餘不止，無法交戰，魏軍隻好撤退。諸葛亮趁機派魏延和吳懿深入羌中，聯絡羌人，襲擾魏軍後方。
魏延和吳懿隨即帶領本部人馬，向西進入羌人居住區。當年11月，他們招兵買馬，隊伍擴充到一萬多人，不斷襲擾魏軍。魏後將軍費曜、雍州刺史郭淮等率軍滅火，兩軍在陽溪展開激戰。最終獲勝的不是魏軍，而是魏延。郭淮等敵不過魏延，隻好退到狄道(今甘肅臨洮)，當時的隴西郡治所在。郭淮也是魏國名將，魏延能擊敗他，肯定不是“一不小心”。正因為如此，他很快就升任征西大將軍，封南鄭侯。
魏蜀互掐，吳國在幹嗎呢？就在那年春天，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一萬官兵“浮海求夷洲及稟州”。衛溫的艦隊從章安(今浙江臨海東南)啟程，在夷洲(台灣)南部登陸。孫權事先征求意見時，很多人支持，但名將陸遜卻出人意料地表示反對。他認為此舉舍近求遠、得不償失。就當時而論，陸遜自然不錯，但現在來看，孫權此舉還是有功於國。
魏延北伐得勝，不妨再看看諸葛亮的北伐戰果：
公元前228年春，諸葛亮事先揚言走斜穀取郿，讓趙雲、鄧芝設疑兵吸引曹真重兵，自己率大軍攻祁山。隴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反魏附蜀。此時張郃率軍抗拒，大破馬謖於街亭，蜀軍先勝後敗。唯一的戰果是諸葛亮帶著天水郡西縣的千餘戶百姓返回漢中，其中包括薑維。因作戰失敗，諸葛亮自貶為右將軍，行丞相事。這是一出祁山。
同年冬，魏、吳交兵，魏軍主力東調，關中空虛。諸葛亮立即出散關(今陝西寶雞市西南)圍陳倉(寶雞市陳倉區)。圍攻二十多天，城固難下，蜀軍倉促起兵，軍糧不足，隻得退回漢中。這次的收獲，是斬殺了前來追趕的魏將王雙。草沒摟著，但打到了兔子。
公元229年春，諸葛亮派陳式攻下武都(甘肅省成縣周邊)、陰平(今甘肅省文縣周邊)二郡，以便奪取這裏的夏糧作為軍資，以戰養戰。魏國雍州刺史郭淮引兵來救，諸葛亮聞訊也趕到建威(甘肅省西和縣西)聲援。郭淮自知不敵，隨即退兵，蜀國獲得上述二郡，諸葛亮因此恢複丞相名號。這是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同年趙雲病故，孫權稱帝；吳蜀相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歸吳，兗、冀、並、涼屬蜀，司州以函穀關為界；《七步詩》的作者曹植被改封為東阿王，食邑三千戶。盡管昔日的競爭者、兄長曹丕已死，但曹丕一直未能轉運，名義為王，其實是軟禁，因為合法的活動範圍隻有以東阿為中心的三十裏。抑鬱悲憤之中，他開創了佛教的梵唄音樂。
公元231年二月，諸葛亮再度率大軍攻祁山，以木牛流馬運送軍資。時魏國大都督曹真病重，司馬懿統兵禦敵。諸葛亮搶割了上邽(今甘肅天水)的小麥以充軍糧，司馬懿追擊到鹵城(天水市與甘穀之間)，掘營自守，不敢出戰。後來兩軍交兵，魏延等人斬敵甲首三千級，繳獲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六月雨季，蜀道難行，李嚴因運糧不濟，謊稱吳已與魏聯和、即將來攻，請諸葛亮還師。魏國大將張郃追擊至木門(差不多在今甘肅禮縣和天水的中點處)，中箭身亡。這是第五次北伐，二出祁山。
公元234年二月，諸葛亮統兵褒斜道，占據武功五丈原(今陝西岐山南)。司馬懿據守不出，蜀軍隨即在渭河沿岸屯田。當年八月，諸葛亮病逝於軍中，楊儀等率軍還師，魏延“反叛”事件爆發。這一年裏，幾乎從未執掌過政權的漢獻帝劉協，也畫上了五十四歲的人生句號。
六次北伐，魏延都是幹將，而且兩次立功，可見他並非庸才。既然如此，諸葛亮又為何不肯信任重用？主要原因在於兩人的性格、確切地說是軍事見解互相矛盾。“諸葛一生唯謹慎”，他早年也許還有一些開拓進取的冒險精神，比如在《隆中對》中提出要跟劉備分進合擊、兩路夾攻奪取中原，真正執掌兵權後，慢慢變得謹小慎微，從來都是步步為營、穩紮穩打。而魏延則不，他經常“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
“韓信故事”是怎麽回事？很簡單，就是當年韓信從漢中出擊關中時的路徑選擇問題。我們都知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這個成語，問題是韓信讓人修的，到底是哪裏的棧道？劉邦去漢中走的是哪條道，張良建議燒掉的是哪條道，最後進兵關中，走的又是哪條道？這事必須掰扯清楚。
從關中到漢中，得翻越秦嶺，主要有四條道路：故道，即陳倉道。從陳倉向西南出散關，沿嘉陵江上遊(故道水)河穀至今天的陝西鳳縣，轉向東南入褒穀，出穀即達漢中；褒斜道，從今天漢中市褒城鎮的褒穀，直到名將白起的老家郿縣(今陝西眉縣)的斜穀，秦惠王時期修通，全長約二百三十公裏；子午道，從杜陵(今西安東南)向南，經過長安縣子午鎮的子午穀到達漢中。這條道基本南北走向，故稱子午道，離長安最近；讜駱道，北口駱穀在今陝西周至西南，南口儻穀在今陝西洋縣北。中間通過駱水河穀、儻水河穀，長四百餘裏。這條道曲折難行，當時就很少有人經過。如今有驢友想徒步穿越，體驗體驗蜀道之難，竟然找不到絲毫有價值的資料。
這四條道路，陳倉道、子午道和讜駱道秦時究竟有無棧道，不見史書記載，隻有褒斜道可以確定，當時已經鋪上棧道。
先說張良建議燒毀的棧道究竟在何處。這一點爭議較小，除《水經注》認為在子午道以外，多數典籍都認為在斜穀，也就是褒斜道上。
《資治通鑒》中有這樣的記載：“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意思很明白，張良建議劉邦燒掉的，是來漢中時經過的棧道，不會是另一條棧道，否則在情理上也說不通。
據《史記·高祖本紀》載：“漢王之國……從杜南入蝕中。”《漢書·高帝紀》亦載：“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之人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
也就是說，劉邦入漢中是“從杜南入蝕中”，這一點確定無疑。問題是這句話如何理解，曆史上一直有分歧，約有三說。
一是子午道說。《水經注》載：“漢水又東合直水……水北出子午穀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從南蓯閣下，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明確指出，劉邦來漢中，經由子午道。
二是褒斜道說。宋《輿地紀勝》載：“褒穀……張良送高祖至褒中，說燒絕棧道；曹操出斜穀，軍遮要以臨漢中；諸葛亮由斜穀取郿，皆此道也”。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文稱：“胡氏曰：漢高為漢王，從杜南入斜穀，張良送至褒中，意此即斜穀舊道。”清賀仲瑊編《留壩廳誌》載：“史言漢王由杜南入蝕中。注史者不知蝕中何地。《讀史方輿紀要》因杜南而疑其為子午穀，非也。按《留侯傳》明言‘送至褒中’。褒中在漢中西，子午穀在漢中東北。由子午穀入漢中，必先至漢中，而後至褒中，不得先至褒中，而後至漢中也。子午穀不聞秦時已有棧道。其有棧道者，惟褒斜耳。良至褒中，勸帝燒其所過，是明明從斜穀來，非從子午穀來。其曰由杜南者，蓋當罷戲下，由杜縣之南，傍山麓西趨入斜穀。蝕中，或斜穀之異名乎。”這個說法引《史記》 的說法“張良送至褒中”為據，但《漢書》記載更加詳細：漢王“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也就是說，它主要的論據有問題，是張良先到了漢中，然後劉邦送行，又送到褒中的，並非直接在褒中分手。
三是讜駱道說。這個說法不多見，程大昌《雍錄》推測“蝕中”抑或在駱穀，但語氣不甚肯定。清《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載：“漢王嶺，在〔洋〕縣北七十裏，即駱穀道，漢高祖曾經此，故名。”清《佛坪廳誌》載：“父子嶺，在廳西北六十裏，高低頓折，石骨棱棱。相傳秦時有父子在嶺治道，以迎漢王，不遇，皆投嶺死，故名。”這道嶺按地望在駱穀之中，雖係“相傳”，但未必就完全是空穴來風。無風不起浪的可能性也存在。
之所以提起這個話題，並非有考據癖好，實在是關乎兩位名將的聲譽：韓信與魏延。
漢中市博物館保存有一塊著名的石刻，叫《石門頌》，全稱《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又稱《楊孟文頌》。這是書法史上的重要作品，著名的漢隸摩崖石刻，東漢時期漢中太守王升的手筆。東漢建和三年(公元148年)書刻於褒斜道的石門崖壁上，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修水庫，刻石被鑿下來，轉移到漢中市博物館。《石門頌》中有這樣的話：“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
古往今來，這段話成為子午道說最有力的佐證，但仔細推敲，卻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首先，按古文的一般規律及該文音韻語氣，應該兩句為一段。而且劉邦南下漢中是被貶，直奔跌停板而去，“興”從何談起？他出漢中才是衝擊漲停的開始，才能用得上“興”字。由此可見，這不能作為他去時路徑的證明。
如今學術界多數認為，劉邦經子午穀而來，但燒的是褒斜穀裏的棧道。這個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也完全不合常理。不僅如此，當時局勢動**、兵荒馬亂，根本不是像徐霞客那樣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的時候，讓張良跟隨劉邦從子午穀來，從褒斜穀出去，是何道理？難道張良自己想作探路先行？要知道這樣回去，張良得繞遠道。這一點，看看《中國曆史地圖集》上的方位，便可一清二楚。
由此可見，劉邦一定是從褒斜道來的漢中，最後又燒了那裏的棧道。這樣就出現了新的問題，《龍門頌》中的“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如何解釋。子午道在東，散關在西，其間相距千裏之遙。道由子午不可能“出散入秦”，“出散入秦”隻能走故道，也就是陳倉道。
《留壩廳誌》對此問題的解釋，比較合理。其中這樣說：“蓋言高祖興於漢中時，由斜穀來。及定三秦而建帝位，乃從散關出也。然而有可疑者，散關距子午甚遠，既由子午，不得複出散關。《史記》、《漢書》皆言，高祖由故道攻陳倉。當是散關之路。而子午一說，以意度之，或是韓信所由。《史記·淮陰侯傳》雲：‘部署諸將所出’。《漢書·高帝本紀》雲：‘遂聽信策，部署諸將。’則當日出師，必不止高祖一路。蹶後，魏延請以奇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如韓信故事。可知高祖由故道，韓信由子午。”
關乎兩位名將的聲譽，機緣即在於此。劉邦出漢中，主力走的是故道，以便迂回到雍軍的側後；與此同時，還有一支奇兵——也許未必是韓信本人，而是其手下的某位將軍，主帥跟隨主力行動的可能性更大——從子午穀殺出，東西夾擊。之所以如此部署，有兩方麵考慮：一是道路狹窄，大軍難以快速通過，必須分流，以加快行進速度；二是可以彼此呼應，互相配合。
這正是韓信與魏延將略之所在。
也就是說，魏延請求諸葛亮撥給他一萬兵馬，他選五千人作戰，五千人運輸，像韓信的部署那樣，從褒中出擊，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十天之內奇襲長安，然後與諸葛亮會師於潼關。因為這條路，離關中重鎮長安最近。魏延的這個策略可以取個酷點的名字：猛虎掏心。充滿開拓精神。雖然也有冒險成分，但任何一次戰役都沒有必勝之把握，再高明的選擇也不能完全排除冒險因素，這是常識。而從現代戰爭的觀點看，這個選擇的勝算其實要比諸葛亮的一味求穩大得多，因為無論物產軍力還是人才，曹魏都強於偏安一隅的蜀漢。綜合國力人家占優。在這種情況下，求穩固然能夠增加自己的勝算，但同時也給了對手充分的反應時間，綜合起來並不上算，隻有出奇兵打時間差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這就是為什麽下圍棋的職業棋手在快棋中可能輸給業餘棋手的原因。而在可以放心地深思熟慮的慢棋中，出現這樣結果的概率要小很多很多。
《兵法》雲：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魏延計劃的核心，就是出奇製勝。然而因為與諸葛亮的大政方針不合，一直被“製而不許”，魏延的積極性因此受到極大的打擊，慢慢開始發牢騷：“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就這樣，從見解不同慢慢發展成感情上的疏遠與陌生，最終影響了諸葛亮對他的信任。如果不是如此，素以知人善任而著稱於世的諸葛亮，何至於安排後事時出此下策！
一千多年之後的今天，眼前的這套《三國誌》上麵落滿塵埃，紙張也已經是衰朽殘年。但盡管如此，透過厚厚的曆史風塵，我依然能夠體會得到魏延當時麵臨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絕非僅僅是麵子上的過不去。一旦楊儀根據“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密令率領主力徑自撤退，魏延一部要獨自麵對司馬懿的數萬鐵騎。諸葛亮統帥大軍尚且隻能與魏軍相持，魏延以偏師對付魏軍主力，豈非以卵擊石？此時跟隨大軍撤退不僅麵子上過不去，回去恐怕還有秋後算賬的問題，無論如何他違背了丞相的政治囑托，老對頭楊儀肯定不會善罷甘休；不退吧隻有投降一途，否則難免會被對手吞並。真可謂左右為難。扯碎龍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魏延在這樣一個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的大背景下作出極端選擇，完全符合他的性格。而這一點，恰恰是諸葛亮的失誤之所在。作為統帥，他對手下文官武將的性格，應該有一個總體上的把握。難道不是麽？
蜀國的力量本來就比較薄弱，從開創基業之初直到最後消亡，一直沒能出現曹操那樣戰將如風謀士如雲的輝煌局麵，人才匱乏一直困擾著決策層，否則也不至於“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唯其如此，魏延鋌而走險的極端選擇，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對蜀漢基業，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和損失。而造成這個悲劇的根源何在呢？靠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說機(構)治。
魏延和楊儀結怨，肯定有自己“性矜高”的原因；不能贏得諸葛亮的信任與好感，大概也與他自己牢騷滿腹不無聯係，套用一句時髦的現代話，叫做“溝通能力”有問題。但最關鍵的一點，還在於人才的選拔、幹部的任用僅僅一個人說了算，沒有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製度保障。劉備在世時，還能拿點主意，因此魏延才有直接向諸葛亮陳述己見的機會。劉備一死，後主是稀泥糊不上牆，大事完全決於諸葛亮；偏偏諸葛亮又看不上魏延的策略，認為都不可行。在這種情況下，魏延如果不受排斥，豈非怪事。
然而排斥魏延是大錯，重用馬謖更是大錯。
如果推選最有名的五出京劇老生戲，那一定少不了“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三出連本折子戲的統稱。這出戲的主角兒當然是老生諸葛亮，然而推動劇情發展的，卻是花臉馬謖。此人是荊州襄陽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兄弟五人皆有賢名，號稱“馬氏五常”。其中馬謖和馬良名氣最大。對於馬謖，大家都知道劉備曾有“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結論，但對失街亭的原因，大概還停留在馬謖堅持出戰、甚至不惜立所謂的軍令狀這個小說演義的層麵上。這當然不是曆史事實。據《三國誌·蜀書·馬良馬謖傳》記載，“時有宿將魏延吳壹(懿)等，諸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謖統眾在前。”也就是說，諸葛亮不僅完全忘記了劉備的遺言，當時也是力排眾議而選擇了馬謖的，我想那個場麵肯定相當激烈。
街亭敗仗後，諸葛亮要執行戰場紀律，殺掉馬謖。這一點，當時他選定的接班人蔣琬也有不同意見。他說：“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
蔣琬說的是晉文公重耳的故事。他為了圖謀霸業，於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年)，以援助宋國為名，與成得臣指揮的楚國大軍爭奪中原霸權，最終爆發城濮(今河南濮陽附近)之戰。這是晉楚爭霸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退避三舍”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期間。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國令尹。他不顧楚成王勸告，窮兵黷武，最終大敗。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也就是說，盡管打了勝仗，重耳依然憂心忡忡，因為子玉還在。然而後來因為受到楚成王的指責，子玉羞愧自殺，消息傳出，重耳於是喜出望外。
蔣琬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諸葛亮更有道理。他跟馬謖、馬良的私交都非常密切，之所以執意要動刀，是因為後者還有更加嚴重的情節：敗後逃亡。
當時向朗為丞相長史，隨軍征戰。他與馬謖感情很好。《向朗傳》中有這樣的話：“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就是說，街亭戰敗後，馬謖並未投案自首、回營請罪，而是畏罪潛逃。長史向朗知情不舉，被諸葛亮撤職。必定是這段曲折，讓諸葛亮起了殺心。《諸葛亮傳》中稱諸葛亮“戳謖以謝眾”，《王平傳》中進一步記載：“丞相亮即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
然而馬謖最終卻並非死於軍法。《馬謖傳》對此有明確記載：“謖下獄物故”，即死刑還沒來得及執行，他已經病死於獄中，時年三十九歲。看來三十九歲確實是道門檻兒，嶽飛沒邁過去，鄭成功沒邁過去，還有格瓦拉與肖邦，統統倒在門檻兒之前，再加上這個才能出眾的馬謖。他雖然不是統兵的將才，卻是高明的參謀之才，特別善於謀劃判斷。而正是這一點，模糊了諸葛亮的視線：他混淆了謀劃能力與執行能力的區別。
有人認為諸葛亮斬馬謖是處置不當錯上加錯，甚至有點尋找替罪羊之嫌。這個看法又過了頭。對此陳壽的觀點很有參考意義。當時其父在馬謖手下任參軍，也連帶受了髡刑，被剃成光頭，以示羞辱。他失去功名，隻得回家娶妻生子，養育出了著名的曆史學家陳壽。盡管父親遭受恥辱，但陳壽依然堅持史家的原則，絲毫沒有提及，所以現在誰也不知道其父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對諸葛亮處置此事的態度，絲毫沒有責難，字裏行間反而大加讚頌。可為側麵印證。
詎同西蜀偏安，總為幼常揮痛淚；
淒絕東山零雨，終憐管叔誤流言。
這是當年少帥張學良以雷霆行動，果斷殺掉桀驁不馴的楊宇霆、常蔭槐後，為楊宇霆寫的挽聯。楊、常二人是東北元老，父帥的左膀右臂，張學良之所以要殺掉他們，是因為他們飛揚跋扈，直接威脅到了自己的地位。不過張學良事後絲毫沒有株連官員部下，而且“罪不及妻孥”：給二人家裏分別送去萬元撫慰金，隆重安排葬禮不說，還親手為二人寫了挽聯。給常蔭槐的挽聯是：
天地鑒餘心，同為流言悲蔡叔；
江山還漢室，敢因家事罪淮陰。
這兩副挽聯寫得都很好。對仗略有問題——考慮到作者身份特殊，這個問題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但用典非常貼切。將蔡叔、管叔的故事分開，以馬謖類比楊宇霆，韓信類比常蔭槐。楊、常二人到底該不該殺暫且不說，從張學良對楊宇霆的態度，可以約略想見當時的諸葛亮對馬謖的心情。揮淚而斬，不得不殺；換句更酷的話，叫做痛下殺手。他殺馬謖——盡管沒能殺成——沒有問題，問題隻出在對馬謖的使用上。
用錯一個人，丟了三個郡。最嚴重的是，全軍後路都有被切斷的危險，諸葛亮不得不匆匆退兵，可謂喪師辱國。若非如此，他又何必堅持自貶呢。
殘暴朱棣：懼麵父不敢歸葬大明南京祖墳
按照時下一些人的觀念，朱棣登上皇位5年就死了原配，這老婆死得正是時候，不是有人說：升官、死老婆是中年男人最為開心的事。當然也有人說，擁有這等心思的男人太缺德，怎麽死了老婆反而要開心？因為他自此以後可以名正言順地另娶年輕貌美的小妹妹，可以盡情在家欣賞與嬉耍，免得“包二奶”萬一被發現了弄得雞犬不寧。再說中年朱棣，雖然“好事”連連，但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明初這位天才皇帝還沒有時下一些人那般無恥，他還挺重感情的，徐皇後的死在他的內心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 自稱“大孝子”的朱棣為何不將自己陵寢安在南京明孝陵旁？
徐皇後是明朝開國第一大將軍中山王徐達之長女，13歲那年由父親做主嫁給了朱棣，雖然這樁婚事是由雙方父親定下的，但婚後兩口子的生活可能要比時下一些自由戀愛結婚的男女幸福甜蜜得多，他們“先上車後買票”，天作地合，夫唱婦隨。令朱棣最為感動的是，當年“靖難”兵起自己率領大軍在外作戰時，朝廷幾十萬兵馬圍攻北平，城內僅有的萬把老弱病殘孕者在燕王妃徐氏的帶領下奮起反擊，打退了朝廷軍的進攻，保住了燕王的大本營——北平。
朱棣篡位登基以後，徐氏雖然被封為皇後，但她依然保持本色，積極配合丈夫朱棣處理好宮廷事務，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她堅持原則，尤其不為自己娘家人謀利。丈夫朱棣曾想追贈爵位給徐皇後的弟弟徐增壽(他充當內奸，不斷地將建文朝的機密泄露給朱棣，最終敗露，被建文帝怒殺)，沒想到遭到了徐皇後的拒絕；入主南京明皇宮正宮起，徐氏一直嚴以律己，後宮管理井然有序，曾“采《女憲》、《女誡》作《內訓》二十篇，又類編古人嘉言善行，作《勸善書》，頒行天下……”(《明史·後妃一·成祖仁孝皇後徐氏》卷113)
誰知這麽一位好皇後居然壽很短，永樂五年七月乙卯日，年僅46歲的徐皇後在她的出生地南京駕崩，2天後悲傷不已的皇帝丈夫“命禮部於靈穀寺、天禧寺設薦揚大齋”。16天後，永樂皇帝朱棣又“命如來大寶法王哈立麻於山西五台建大齋資薦大行皇後，賜白金一千兩，錦緞綾羅絹布凡二百六十”。(《明太宗實錄》卷69)
○ 居然有這樣的皇帝：死了老婆，將賊眼盯在小姨子身上
徐皇後死得真不是時候，她的丈夫、狡黠又殘忍的一代雄主永樂皇帝正在啟動他蓄謀已久的遷都計劃，上一年即永樂四年他正式下令營造北京“逍遙城”——新明皇宮。本想把它打造成擁有無數瓊台樓閣的天下第一號人間仙宮，可這“天字一號”工程才啟動一年，就冒出死人這等事來，且死的人還不是一般的宮中妹妹——那沒多大的事，大不了叫人抬出去喂狗吃，而是自己的發妻，別的不說，眼前這些兒女幾乎全是徐皇後生的；再想想“靖難之役”中徐氏一個婦道人家居然有那麽大的勇氣、膽識和能耐，永樂皇帝朱棣從內心真實地感到徐氏對他的重要、對他的愛。但人死不能複活，作為皇帝能做的即常人無法做到的，也就是叫上藏傳佛教大寶法王哈立麻等“神人”為徐皇後多念念佛經，超度超度亡靈，還有能做的就是延緩徐皇後下葬的日期，讓她在陽間多待會兒。
朱棣盡管殘忍，但他很講情誼，尤其是對曾與自己共患難的人。徐皇後死後不葬，朱棣時不時地掛記著她，有時想得很投入，竟然不知不覺地暗自落淚。太監看到了，跑來勸導：“皇上，人死不能複活，徐皇後雖然千古難尋，但她畢竟走了，陛下龍體重要，再說後宮佳麗數千……”太監還沒把話說完，就遭到朱棣的一頓臭罵，自那以後再也沒人敢勸了。
朱棣傷心是一回事，要想找個替代徐皇後又能使自己稱心如意的賢惠女子那是另一回事。其實在悲傷之餘，朱棣也在活動活動心眼，由徐皇後想起了她的娘家人，其中有一個妙齡美女最近老在頭腦裏閃現，直把朱棣弄得心猿意馬。皇後大喪期是不能提這種事的，好好熬吧，終於熬到大喪期過了，自恃大明第一人的朱棣感覺特別好，徐家的那個小美女非我朱棣莫屬了。想到這裏，他立馬命人將自己的丈母娘即徐達夫人請到明皇宮裏，開門見山地說：“‘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徐達)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指朱棣)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為尼，鳳台門外有王姑庵是也(徐達死後被追封為中山王)。”(［明］周暉：《金陵瑣事·更擇何等婿》卷1;［明］鄭曉：《今言》卷2;［明］呂毖：《明朝小史·永樂紀·王姑庵》卷4)
? “大孝子”朱棣居然愧懼麵見父母，隻好另選北京長陵作歸穴？
自從與丈母娘一席對話之後，朱棣如霜打的茄子似地蔫了，漂亮的妹妹宮中有的是，而且她們個個都是柔情似水，讓俺舒服透頂，但一代“聖君”想娶個小姨子，不僅沒娶到，還碰了一鼻子灰，朱棣想發作，但又聽人說小姨子已經出家了，出家女可不能亂碰，否則自己不就成了曆史上的昏君隋煬帝第二了！於是朱棣不得不忍下這回。
要說朱棣這人在腦子正常、不歇斯底裏發作時還是挺聰明的，考慮問題也極富洞察力。從幾乎強娶小姨子遭拒前後經過來看，朱棣原本的猜想是對的：五年了，南京人還是不能原諒他的大屠殺，包括南方人都不能原諒他。說來就讓人心裏堵得慌，南方各地盛傳建文帝出亡，或許那個書生皇帝真是藏在哪個地方，但那裏的人就是不說，死活不開口，神仙難下手。由此想到一手欽定皇位由朱允炆繼承的那偏心眼老家夥，你怎麽這麽沒眼光將一個書生安在大明帝國的火山口上？
不過這些話絕對不能說出口，俺一向標榜“尊祖製”、做孝子，要是漏了一點不仁不孝的言語，豈不是將自己置身於萬古唾罵的境地！因此最好的做法是，除了在孝陵搞個超大的“神功聖德碑”外，今後的一係列形象工程還得都要貼上為高皇帝高皇後“薦福”的標簽。說到這兩老，過去他們對俺不咋樣，但對俺媳婦可好了，尤其是婆媳關係相不錯，“洪武九年(徐氏)冊為燕王妃，高皇後深愛之。從王之藩，居孝慈高皇後喪三年，蔬食如禮，高皇後遺言可誦者，後(徐氏)一一舉之不遺”。(《明史·後妃一·成祖仁孝皇後徐氏》卷113
現在徐氏走了，這樣好的兒媳婦見到喜愛她的婆婆，想必徐氏在另一個世界也不會不享福啊！但轉而朱棣又想到：徐氏是皇後，按照禮製規定，俺百年之後還必須與她合葬在一起！但俺早就不想在南京呆了，隻等北京新皇宮造好。可眼下徐氏走了，應該早日將她入土為安呀，就在孝陵旁給她造一個陵寢？她倒是好去見“俺爹”俺媽，隻是俺將來怎敢去麵對呀？“俺爹”要是知道他心心掛念的皇太孫在即位後不久就被俺趕走了，就憑他的脾氣非得將俺的皮給剝了不說，還可能會剁成肉醬……盡管朱棣不過分相信宗教與迷信，但我們中國人什麽都信一點，想必當年朱棣也會這麽考慮，尤其這樣沒事找事做，倒不如“走了”，老子回北平去！俺老婆徐氏聽話得很，叫她在陽間棺材裏多睡幾年，俺在北京給她蓋個地下皇宮，百年之後俺去時帶上好多漂亮妹妹同她一起樂樂！
朱棣打定主意，就讓專門負責大明禮儀的禮部尚書趙羾去找頂級堪輿大師，在北京地區找個“安魂”的風水寶地。(《明太宗實錄》卷92)
? 明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長陵(永樂七年～永樂十四年，1409～1416)
趙羾，洪武年間“由鄉舉入太學，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厄塞，並屯戍所宜以進”。此人能力很強，但生性狡黠，善於察顏觀色，故而仕途上發展很快，建文年間升為浙江參政，因提出了治倭之策，頗受讚揚。永樂二年他出使交趾，又因為辦事得當，“還奏稱旨”，由此更是一路順風，沒多長時間就當上禮部尚書。(《明史·趙羾傳》卷150)
永樂七年五月，“上(指朱棣)命禮部尚書趙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山”。(《明太宗實錄》卷92)
○ 明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長陵，朱棣無語吧？
永樂七年(1409)五月乙卯日(初八)，朱棣令武安侯鄭亨祭告天壽山山神，宣布破土動工，建造北京明皇帝陵，任命武儀伯王通具體負責陵寢營造之事，這就是規模浩大的明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長陵建設工程。(《明太宗實錄》卷92)
按照史書的記載，北京明長陵是仿效南京明孝陵規製建成的，共有三進院落。
第一進院落，主要建築有陵門、神庫、神廚和碑亭等。按照中國傳統的喪葬風俗習慣：事死如事生，這第一進院落相當於明皇宮午門以前的建築，盡管不作為陵寢主體，但一到這裏皇家陵寢的非凡氣勢可見一般了。
第二進院落，主要建築有享殿、殿門、配殿和神帛爐等。享殿即祾恩殿，是長陵的主要建築，它對應於明皇宮裏最大的宮殿——奉天殿，其麵積大約有1956平方米，共有9間；祾恩殿坐落在3米高的3層漢白玉石階上，氣勢恢弘，威嚴壯麗；祾恩殿裏邊有32根巨型擎天大柱，其中以中間4根為最大，其直徑為1 17米，兩人合抱也抱不攏；祾恩殿的上梁、椽一類全是整根珍貴的金絲楠木，據說產自於南方的深山老林裏邊，即使已600年了，隻要人們一走近，還能聞到楠木香氣；祾恩殿頂上是黃瓦，牆是紅色的，遠遠望去金碧輝煌。
第三進院落，主要建築有寶城與明樓。明樓下麵建有城牆，與今天南京明孝陵很相像，這個城牆裏邊有一個大墳包，美名叫寶頂，內葬著朱棣與徐皇後，寶頂直徑約為340米。
明長陵位於明十三陵之首，這倒不僅僅因為它是13個陵寢中最早建造的一個，而且還是最大的一個。按照中國古代皇家陵寢的規製，開國君主的陵寢應該最大，其後代子孫不得逾越。南京明孝陵的地麵建築早已毀於戰火，今人無法知曉其整體原貌，傳統的觀點認為，北京明長陵是朱棣遵循“祖製”仿效明孝陵而建造的，但也有人認為明長陵的規模已經超越了明孝陵，朱棣是否有另辟一天地之用意？這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 明長陵造價幾何，建造了多少年？
但就建造明長陵這麽規模浩大的工程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言，恐怕它是當時世界上最為昂貴的一個帝王陵寢。以享殿即祾恩殿中的32根金絲楠木為例，它們都產自於南方，在沒有現代起重技術裝備和先進的運輸工具的條件下，將它們運出深山老林，不知要付出多少的血汗甚至生命代價才得以完成，四川當地百姓留下這麽句話，叫“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明長陵不少巨型石材產於北京房山，同樣在沒有現代運輸工具的條件下，數十萬的民夫和無盡的血淚鋪就了巨石運往昌平壽陵的道路。據說為了運輸巨型石材，勞工們先將它放在滾木上，沿途掘井汲水，利用冬季一路澆水結冰，再用人力、馬力等在前頭牽拉。有人算過一筆賬，從房山將一塊長3丈、寬1丈、厚0 5丈的白石運往昌平陵寢地，就得動用順天等8府的民夫2萬人，勞作1個月，花費銀子11萬兩。(［明］賀仲軾：《冬宮紀事》)以此推算，整個明長陵的建造費用不會少於幾百萬兩銀子。參照北京明皇宮的整體規模，明長陵大體可視作為明皇宮的一半大小(保守估測)，而明皇宮“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明史·鄒緝傳》卷164)則北京明長陵工程建設總勞力可推測為50萬人左右。
這哪是皇帝的陵寢，分明是老百姓的血淚地、白骨堆。長陵前有塊“無字碑”，為所欲為的一代暴君朱棣能說能做的，全讓他說了做了，該是他無語了吧？！
朱棣大造、急造北京明長陵的目的，除了滿足他百年以後的享樂外，最為緊迫的還是前麵提到的，他要將徐皇後北運下葬。徐皇後是永樂五年夏天去世的，她的梓宮一放居然放了六年，一直到永樂十年三月，明長陵主體工程開始結頂了，朱棣敕武義伯王通等曰：“天壽山營建將完工，匠役久戶無次丁者，悉遣歸，仍命所過官司給行糧。”(《明太宗實錄》卷126)永樂十一年春正月，“天壽山陵成，命名長陵。”(明太宗實錄卷136))“(永樂十一年正月)丁酉，仁孝皇後(即徐皇後)梓宮發京師(南京)，漢王護行”，到了二月甲子日，朱棣“命皇太子監國，如七年例”，“乙醜，上(指朱棣)北巡，發京師，皇太孫從”，“丙寅，仁孝皇後葬長陵”。(［明］談遷：《國榷·成祖永樂十一年》卷15,第1冊，P1086~P1089)
徐皇後下葬後，明長陵工程並沒有結束而是繼續進行著，一直到永樂十四年(1416)才最終告竣，永樂二十二年朱棣死後也被葬入長陵。
(永樂四年～永樂十八年，1406～1420)
? “焦勞聖慮幾二十年”營建北京新宮新都
朱棣原本的想法大體為，先造他活著時候與妹妹們一起尋歡作樂的“逍遙宮”——北京新皇宮，接著再打造自己百年後所用的壽陵，等這些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就遷都北京。於是早在永樂四年時，永樂皇帝就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等“董建北京宮殿，經畫有條理”。(《明史·陳珪傳》卷146;《明太宗實錄》卷57)但永樂五年徐皇後的突然駕崩，打亂了他的計劃，加上在此前後發動的大規模對外戰爭，如永樂四年開始的安南平亂戰爭和永樂中期的兩次對蒙古的戰爭，以及南北大運河浚通工程與南京大報恩寺塔的建造等一係列政績形象工程的開啟，使得大明帝國耗費了無比巨大的財力、物力，牽製和影響了朱棣營建新皇宮新都城的進展。不過有意思的是，永樂前期的這些對外戰爭和大工大役幾乎都取得了勝利和成功，這樣不僅把大明朝野視線都引向了永樂帝的豐功偉績上，而且也提高了他的“克裏斯馬”效應(即個人人格魅力)，所以在永樂十四年北京長陵工程告竣前後，大明朝廷騰出精力來打造“一代雄主”魂係夢繞的北京新宮新都建設，已成為水到渠成的事了。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巳，朱棣下令“修北京城垣”。(《明太宗實錄》卷162)
永樂十四年八月，朱棣“詔天下軍民預北京營造者，分番赴工，所在有司人給鈔五錠，為道裏費”。(《明太宗實錄》卷179)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朱棣“複詔群臣議營建北京”。(《明太宗實錄》卷182)
永樂十五年二月，朱棣命“泰寧侯陳珪董建北京”，即讓陳珪等負責北京城的營建，大規模的北京新都城建設工程由此動工。(《明史·成祖三》卷7)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又令人開始“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明太宗實錄》卷218)到永樂十八年十二月時，北京新都城工程建設僅完成紫禁城等主要建築的營建，“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製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複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明太宗實錄》卷232)差不多與此同時，皇帝朱棣又任命蔡信等重新修建北京城垣，這樣整個北京新都建設可謂曠日持久。
如果我們將永樂四年朱棣下令開始營建北京到永樂十八年北京明皇宮主要建築的竣工通盤起來算的話，那麽北京明皇宮建設時間前後就要長達15年之久；如果再將蔡信重修北京城垣的時間算在內的話，那可謂“焦勞聖慮(指朱棣)，幾二十年”。換句話來說，明永樂修建北京新宮新都總計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明史·鄒緝傳》卷164)
舍生取義還是愚忠：被朱棣滅十族的方孝孺
皇帝殺人，常常有“株連九族”之說。
所謂“九族”，一般指的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中“父族四”指：父母、兄弟、姊妹、兒子；出嫁的姑母及其兒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兒及外孫。“母族三”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兒子。“妻族二”指：嶽父的一家；嶽母的娘家。
“株連九族”，已經是相當恐怖了，然而，方孝孺卻遭到了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十族”之誅。即在宗親九族之外加上門生故舊，牽連者不計其數！
方孝孺到底犯了什麽罪，竟至於要遭此“十族”之誅呢？
“正學先生”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寧海人。明代大臣，也是著名學者和散文家。
洪武九年(1376)，二十歲的方孝孺拿著自己寫的談立身之道的文章《雜誡》來到宋濂那裏，拜宋濂為師。宋濂好多年都未見過這樣好的文章了，很高興地把方孝孺納為弟子。
相傳，一次太祖朱元璋設宴，宋濂出席，太祖命宋濂作一篇《靈芝甘露論》，限明晨交卷。宋濂回家後將此事告訴了方孝孺後，自己因宴中飲酒過多，一覺睡到天明才醒。
準備上朝了，宋濂才想起作《靈芝甘露論》的事，大驚失色。方孝孺胸有成竹地對宋濂說：“老師不必驚慌，我已代師寫成一篇，未知可否？請老師定稿。”宋濂看後十分滿意，未作修改，便直接上呈太祖。太祖看後，覺得此文與宋濂的文風不同，問道：“這是學士的手筆嗎？”宋濂隻好如實說：“這是我門生方孝孺的手筆。”太祖聽後很高興，說：“此生良勝汝。”
方孝孺在宋濂門下度過了三年時光，使他終生受益匪淺。
洪武十五年(1382)，經東閣大學士吳沉等人推薦，二十六歲的方孝孺來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見。明太祖見他舉止端莊，學問深厚，稱讚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方孝孺力主施行仁政，誌存教化，與朱元璋重典治國的政治主張相差甚遠。朱元璋深知才非所用，不如不用，隻是對皇太子說：“這是一個有才華的正直之士，但現在還不是用他的時候，讓他曆練得更加成熟一些，將來好輔佐你。”於是厚禮相待，送他歸鄉。
後來，方孝孺受仇家陷構，被牽連到一場官司裏，一並拘押到了京城。朱元璋在案卷裏看到了方孝孺的名字，叫人馬上放了他。
不過，對於方孝孺而言，身懷匡世之才而無用武之地，實在是件憾事。此後十年，他隱居在家，一心著書立說，過著清苦的生活。著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文統》等多部作品，還寫了大量的詩歌。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經人再次推薦，朱元璋才讓他擔任漢中府學教授，成了個剛剛入流的九品學官。
蜀獻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他早就聽說過方孝孺的人品和學識，就禮聘他兼任蜀王世子的老師，非常敬重他，把方孝孺的讀書之廬命名為“正學”，方孝孺因而被後人稱為“正學先生”。
削藩的後果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時，兒子早死，皇太孫朱允炆繼承了皇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說，有意結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風，確定新年號為“建文”，與祖父的“洪武”年號剛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祖父為他儲備的“幹部”投入使用。“秋七月，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方孝孺終於從那個擺滿了儒學經典的“正學”書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次年，又升任為侍講學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
據《明通鑒》記載，建文帝讀書每有疑問，便立即召方孝孺講解；臨朝議事，也常常叫方孝孺批答；纂修《太祖實錄》等史籍，也任命方孝孺為總裁；當時朝廷的詔書、檄文，大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帝對方孝孺非常倚重，君臣關係十分融洽。
此時，建文帝把朝中的大權交給了兩個書呆子：兵部尚書齊泰和太常寺卿黃子澄。他們急於求成，在建文元年(1399)新皇權還沒有得到充分鞏固之前，就開始走了一步在整個明朝曆史上最為險惡的棋——削藩。
朱元璋在位期間，為禦侮防患，曾兩次分封諸子為藩王。藩王各擁重兵，坐鎮一方。明朝初年，藩王們為強化朱氏王朝的絕對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洪武時代的結束，這種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了。
齊泰、黃子澄等人的初衷應該說是對的，但他們過高地估計了王朝的實力。開始的“削藩”進行得還比較順利，周、代、岷、湘、齊等藩王先後被削奪，“湘王自焚，餘皆廢為庶人”。但進一步想削奪其中勢力最大的藩王——燕王朱棣時，大麻煩出現了。
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誓師“靖難”，揮軍南下京師。
在靖難之變中，方孝孺與朱棣是勢不兩立的。建文帝討伐燕王的詔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經兩次試圖以罷兵作為緩兵之計，都被方孝孺識破，並力勸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屢屢未能得逞。方孝孺還多次為建文帝出謀劃策，甚至使用反間計來離間朱棣父子。
遺憾的是，前方戰況不佳。長達四年之久的戰爭將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逐漸推向了絕境。朱元璋為了能讓子孫後代永享太平，將久經沙場的元勳宿將幾乎斬殺殆盡，現在，上自文弱的建文帝，下至滿腹詩書的方孝孺等人，麵對來勢洶洶的燕王朱棣卻都束手無策。
朱棣出兵時，他最倚賴的謀士姚廣孝曾對他說：“臣有所托。”
朱棣問：“何為？”
姚廣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城破之日，必不降附，幸勿殺之。殺孝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朱棣頷首答應。
人間慘劇
朱棣占領南京後，方孝孺果然不肯歸附。因姚廣孝事先囑托過，朱棣沒有殺他，而是將他投入獄中。
其實，朱棣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來收攬人心，所以燕軍攻破南京後，朱棣屢次派人到獄中向方孝孺招降，希望由他撰寫新皇帝即位的詔書，方孝孺堅決不從。朱棣又派孝孺的學生廖鏞、廖銘二人前去勸說，反被孝孺痛斥一頓。最後朱棣強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慟而極，哭聲響徹大殿。
朱棣親自從禦榻上走下來勸他說：“方先生不必自苦，我不過是想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罷了。”這裏說的“成王”，指的是建文帝。
“那麽成王呢？”方孝孺問。
“他自己自焚而死了。”
“何不立成王之子？”
“國賴長君。”朱棣有些窘了。
所謂“成王之子”，是指建文帝的二子。長子名文奎，年方七歲，城陷後不知所終，大概是焚宮之時，燒得屍骨無存了。次子尚隻兩歲，名文圭，後被朱棣幽禁於中都廣安宮，號為“建庶人”，前後曆五帝，共五十五年，從小沒有接觸過高牆以外的人世，到英宗複辟後被釋放時，形同白癡，連豬犬都不認得。
方孝孺反駁道：“何不立成王之弟？”
駁得朱棣啞口無言，隻好說：“這是我的家事。”
接著，他叫左右拿筆墨來，堅決地說：“詔告天下，非先生來寫不可！”
孝孺接過筆，寫上“燕賊篡位”幾個字後，隨即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就死！詔書絕不能寫。”
朱棣勃然變色，提出警告：“你難道不怕滅九族？”
“滅十族又如何？”
“好！”朱棣惡狠狠地說，“我就滅你的十族。”
於是，朱棣一麵命人繼續將方孝孺關押獄中，一麵搜捕其親戚家屬等人，以及他的學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
在當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朱棣登上皇帝寶座的第八天，就在南京的聚寶門，當著方孝孺的麵，朱棣將“十族”一個一個地殺戮。每殺一個追問一聲方孝孺，是否回心轉意。當方孝孺看到他的弟弟方孝友受自己的牽連，就要被砍頭時，深感痛心，淚流滿麵。
方孝孺兄弟三人，感情很好。哥哥方孝聞早在方孝孺任職漢中府的時候，就已病逝。方孝孺聽到喪訊，悲傷了很久。而今，弟弟又遭此劫難，方孝孺內心的傷痛無法言說。他的弟弟孝友卻絲毫沒有責怪他，反而在死前勸慰其兄，作詩道：
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
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
誅方孝孺十族，死者達八百七十三人，行刑七日方止。
臨到最後殺方孝孺時，方孝孺謾罵不止。朱棣先是命人將方孝孺的嘴割裂至兩耳，並割下舌頭，隨後處以淩遲之刑。
死前，年僅四十六歲的方孝孺器宇軒昂，作《絕命詞》一首。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清初史家穀應泰這樣歎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
舍生取義，還是愚忠？
有明以來，人們都認為方孝孺以一介書生，忠貞不屈，在殘酷的屠戮麵前無所畏懼，坦然走向死亡，是讀書人的楷模。然而，近來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其一，方孝孺可不可以不死？
方孝孺舍生取義，才留下千古英名；如果他一念之差寫了詔書，難道就會遺臭萬年嗎？就算方孝孺接著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節，因為他不是投靠了異族或敵國，就連服務對象的姓氏都沒有改變，就像成祖所說的這是他的“家事”。
魏征在唐太宗李世民奪取政權前，是輔佐太子李建成的，也就是太宗的對立麵；李建成被殺，李世民即位後他轉而為李世民出謀劃策，為“貞觀之治”做出重要貢獻，成為聞名後世的一代良相。他死後，李世民十分悲哀並感慨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方孝孺完全可以不死，像魏征一樣輔佐新主，建立不世之功勳。唐代以後誰笑話過魏征？誰也沒笑話過，讚美之詞倒是不少。為了朱家的“家事”而慷慨獻身，值得嗎？
其二，方孝孺應該怎樣去死？
是的，民族是要有精神的，做人也要有是非觀、有骨氣。我們讚美那些因堅持真理、維護信仰而視死如歸的錚錚鐵漢，也讚美在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為國家、為民族英勇捐軀的民族英雄。即使方孝孺先生選擇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儒家正統觀念，也仍然值得我們尊重。
翻開史書，為信仰獻身之人不勝枚舉。前有魏晉時之嵇康，麵對司馬集團的屠刀，談笑從容，作廣陵絕響；後有戊戌六君子之譚嗣同，獄中題壁：“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都留下了悲壯的佳話。
當金川門破之日，方孝孺先生麵臨三條選擇：降，逃，死。
“降”，方先生是不屑的。
“逃”，不失為一種進退自如的選擇。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連你的主子建文帝都逃了，你為何不逃呢？你逃了，對姚廣孝有過承諾的朱棣也不會窮追猛趕。時勢不利，你可以隱居深山，結草為廬，誦經課徒，兀兀窮年。渴了，有山泉清露；饑了，可采芹采蕨。一旦時機好轉，方先生振臂一呼，定然是四海雲集，說不定還可以為苦命的“建庶人”掙得一片天下。仔細掂量，逃是一個智者在當時可能做出的最佳選擇，可惜的是，方先生不是智者。
方先生心存大忠，卻無大智，這就鑄就了方先生必然的悲劇。
方先生選擇了“死”，決心以身殉難，這仍然值得我們尊重，但我們並不讚成方先生的這種死法。
方先生可以闔門不出，頂禮焚香，自剄於家；方先生也可以青衣素服，仰天長嘯，自沉於水；方先生甚至還可以朝服冠冕地出現於金鑾寶殿，義正詞嚴宣布自己的主張後，觸階或觸柱自殺而亡。朱棣對方孝孺“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準備，因而對他的這幾種自殺方式不會感到意外，也就不會引發怒火萬丈，逆鱗噴血，更不會導演出“滅三族”、“滅九族”，乃至“滅十族”的悲劇。方先生也就死得其所了。
說不定，朱棣為了討好士人，安撫滿朝文武，借重方孝孺的威望，對他的死來一個假惺惺的欷歔不已，給他一個旌表，給他的家屬以應有的安撫——類似的例子在改朝換代中比比皆是。這樣，方先生保持了名節，子孫也享受到了餘蔭，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即使朱棣窮凶極惡，繼續施逞**威，仍然是“三族”、“九族”地殺將下去，那麽，後世史家更可以認識朱棣的殘暴本質，而不會拿方先生來說事了。
其三，方孝孺為什麽選擇這樣的死法？
嚴格地說，方先生的死法是他自己設計的：他決心用一場轟轟烈烈的死來成就自己的名節。登殿，“披麻戴孝”，“哭聲響徹大殿”；問答，針尖對麥芒，反賓為主，步步緊逼；寫詔，大書“燕賊篡位”，然後“擲筆於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脫下禮賢下士的偽裝，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當勃然大怒的朱棣用“滅九族”進行威脅時，方孝孺竟說：“滅十族又如何？”
慷慨激昂，擲地有聲。可歎的是，這已經是“慷”他人之“慨”了，方先生決心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何必搭上這八百七十三條無辜的生命呢？
明朝錢士升在《皇明表忠記》中就指責方孝孺說：“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一個“激”字，點明了方孝孺的心機，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殺，唯恐其殺之不多；殺得越多，就越能彰顯朱棣的罪惡，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節。
於是，曆史上最慘烈的一幕“鬧劇”開始了血淋淋的演出：一個是要無限張揚自己權威的殺人狂，一個是想無限抬升自己名節的偏執狂。兩強相遇，小民遭殃。
殺！殺！殺！隻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當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親戚，朋友，門生，故舊，認得的，不認得的，昂首挺胸的，渾身顫抖的，乃至於婦幼嬰兒……牽引到方先生麵前就戮的時候，當一具具鮮血淋漓的屍體如小山般堆積在方先生的麵前的時候，他居然無動於衷，麵不改色心不跳。
一個敢殺，一個能忍，視生命如草芥！
怎麽來解釋這樣一個癲狂的現象呢？有人說：這是兩個瘋子，“精神變態，心理瘋狂”。而方孝孺，則“是一個受理學毒害至深、泯滅了人性的腐儒”。
方先生的名節總算是成就了，但這個用八百七十三條血肉之軀墊抬起來的名節裏，摻和了太多的血汙！
嗚呼，哀哉！
兒戀書僮女愛和尚：李世民一家怪異性取向
我們分析過，李世民的一家，都有點精神不正常。
現代病理分析學告訴我們說：舉凡一個人心理不正常，百分百會在性取向上反應出來。正是因為一個人的性取向出了問題，才導致他的腦子不正常，同樣的，正因為他的腦子不正常，才導致了他的性取向怪異。總而言之，心理的變態與性取向的偏差，構成了人類精神生命最恐怖的障礙。就拿李世民來說，在他未當皇帝之前，已經封為秦王，任什麽樣好人家的女子，不是由著他予取予求？可是他老兄偏不，放著正常人家的女孩子不愛，非要熱烈的追求親弟弟的妻子。這是因為正常的情欲於他而言，構不成任何形式的刺激，一句話，他看到正常人家的女孩子，硬是沒感覺，一定要奔人類的禁忌來，越是不應該追求的女子，就越是讓他血脈噴張。
李世民的這個毛病，是一種典型的家族遺傳性疾病。證據就是他的大兒子李承乾，性取向出現了偏差——說到這個李承乾，此人始終是中國式教育失敗的典型，為了教導這個兒子，李世民廣延名師，凡是他能夠找得到的飽學鴻儒，李世民都給找來了，而且這些老師各有各的教育方法。再就是李家教育資源充足，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皇帝老倌家教育資源更充足的了。可這麽多飽學鴻儒教導了半天，李承乾卻衝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勇敢的和自己同種性別的書僮相愛了。
同性戀並不稀奇，我們不應該歧視同性戀者……但是接下來，我們知道，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放著自己的老公不愛，卻勇敢的和唐僧唐三藏的徒弟相愛了……這好象也沒什麽不妥，聖僧和公主的熾熱戀情，更容易打動天下凡夫俗子的心。
但是，兒子同性戀，女兒愛和尚，這兩樁事放在一起，明擺著，李世民一家的性取向千真萬確的，有問題。
等到唐高宗李治出場的時候，這個結論，堪稱板上釘釘，不容置疑了。
李世民之所以選擇兒子李治做接班人，是因為李治的性取向沒有發現什麽異常，他既沒有愛上自己的書僮，也沒有勇敢的去愛尼姑。所以李世民就琢磨著：大概……或許……可能……也許，這個孩子的神智應該是正常的吧？就讓他來接班做皇帝，如何？
然而李世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唐高宗李治，他在錯誤的性取向上，走得遠比大哥李承乾，姐姐高陽公主更遠。
李治愛上了武則天！
愛武則天也沒什麽不對，武則天也是一個女人，也需要男生的愛。可問題是，當李治和武則天熾熱相戀的時候，武則天的身份，是李治的媽媽——這女孩子13歲入宮，和老頭李世民做了夫妻，李世民將其幸禦過後，封其為才人，史稱武才人。
盡管武才人年少貌美，但我們已經分析過的了，李世民在她麵前卻感覺不到什麽刺激。實際上正如義成公主所說，李世民口味超重，品味超差，真正能夠刺激他的欲望的，隻有兩個人，一個是弟弟李元吉的妻子楊氏，另一個是前朝隋煬帝楊廣的妻子蕭皇後。雖然楊氏已經被他抱入宮中，但他心中仍然對蕭皇後念念不忘，寧不惜勞師遠征，大動幹戈，也要想辦法把蕭皇後弄到手。
然而，武才人雖然對李世民不構成充足的刺激，但是她卻對李世民的兒子李治，構成了過於充足的刺激。
於是李治就找機會入宮，見到了武才人。
於是事情就發生了。
事情發生是正常的，不發生反倒奇怪了。通常史家以年齡來解釋這件跨越了曆史與人倫的奇異情戀。畢竟李世民年紀太老太老，而武才人和高宗李治隻不過十幾歲的少年男女，少男少女，碰到一起，豈有一個不出事的道理？
但是史家顯然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高宗李治，在遇到武才人時，其身份是晉王。雖然他尚沒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但是以他的身份地位，身邊是不會缺少女的。更何況，他才不過13歲的時候，老爹李世民怕這孩子孤獨寂寞，就把李治的小表妹王氏嫁給了他——史書上說，王氏美麗嫻良，母儀天下，所以她在丈夫李治登基而後，就出任了帝國皇後一職。
總之一句話，高宗李治，他身邊決不缺女人。話再說回來，就算是李治偷著入宮搞父親的女人，宮裏那麽的嬪妃宮娥，何以李治隻和武才人發生了事實，卻沒有和別的宮女也來一段深宮情孽呢？
這個原因，細究起來有點別扭。實際情況是，武才人是宮中唯一洞悉李氏家族遺傳性精神疾病的人——換句話說，武才人雖然年齡不大，卻是宮中唯一發現李世民家族性取向存在著偏差的人。至於她又是如何知道這等齷齪細節的，最大的可能，是李世民在**的時候告訴她的——李世民為什麽要跟她說這些？
古人雲，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意思是說，私房密室，是人們最易於袒裎內心齷齪和私隱的地方。心裏的那點壞念頭，不在這個地方說，難道還要拿到朝堂上，交給群臣討論不成？
事實上，李世民應該對不止對一個宮人說過他心裏的齷齪念頭，尤其是在他幸禦這些宮人的時候，必然要說點下流的髒話以增加私房情趣。但別的宮人聽聽也就算了，或者是壓根不知道李世民這老頭在嘀咕些什麽。
隻要武才人。她聽到了，並且記在了心裏。
她是一個思考型的智慧女性，僅此就構成了她的全部機會。
說起來武才人來，她出身於商人之家，父親和李淵的關係比較鐵，唐高祖李淵死後，武才人的父親悲痛不已，竟然哭瞎了自己的眼睛——這事擺明了是瞎扯，兩家交情再好，也不至於為對方哭瞎自己的眼睛。武才人的父親和李淵都是大老爺們兒，斷不至於搞到這樣曖味。真正的情形，應該是武才人的父親患病，瞎眼後死掉了，此後武才人就跟著母親投奔了表哥家，偏偏這表哥一家拿這小丫頭不當回事，想盡法子虐待她，這就導致了表哥一家人未來的悲劇。
再後來，李世民到處打聽什麽地方有美女，聽說了武媚娘的名字，就立即把這小姑娘弄到了宮裏禍害。
這一年，武媚娘不過13歲，而李世民卻是個行將五十的怪老頭了。
已經說過了，怪老頭李世民在**小女孩武媚娘的時候，必然會說些齷齪的情話，以刺激自己的欲望。怪老頭的欲望是否刺激起來，這事不得而知，但他透露出來的信息，卻讓小姑娘武媚娘浮想連翩。
原來姓李的這家人，腦子都不正常。武媚娘在心裏想，這事會是真的嗎？是不是應該求證一下？
可是怎麽求證呢？
正不知道如何求證法，晉王李治找借口進宮來了。別的宮人對李治畢恭畢敬，武媚娘卻是好奇的不行，心想：如果李世民那怪老頭說的是真的話，那麽，這個小帥哥肯定也是不對勁，你說他閑著沒事，不在自己王府裏和自己的老婆親熱，卻找借口鑽進禁宮裏來幹什麽？分明是……
於是武媚娘故意衝李治一招手：帥仔，嘻嘻，過來過來，姐姐帶你玩個好玩的遊戲……霎時間就見李治兩眼一亮。
這小王八蛋，他鑽進禁宮裏，目的就是為了這個，可他隻有賊心無有賊膽，如果不是武媚娘窺破他的心事，他就隻好在心裏悶騷了。
事情發生之後，李世民吩咐兒子李治接班，就撤手西歸了。實際上，李世民是吃長生不老丹藥吃得太多，吞食了大劑量的鉛汞，搞到小腸堅硬如金鐵，用鐵鍾一敲，叮咚有聲。這樣子的肚皮，太硬了，非死不可的。
李世民死了，大舅哥長孫無忌說話算數，於是他吩咐道：大家把曾經和李世民老頭上過床的女生，登記一下，這些女生都送到尼姑庵裏去吧。現在兒子李治要進宮了，不搞個回避製度，弄不好兒子再幸禦了老爹幸禦過的女人，那咱們國家的樂子可就大了……
於是武媚娘被按倒在地，強行剃光了頭發，送到了感業寺，給她一個蒲團坐下，再拿個木魚槌遞到她手上，下崗女工武媚娘的再就業安置工程，就算是完成了。
拿木魚槌在手，武媚娘心裏既憋火又悶氣，這他娘的叫什麽事啊，自己才剛剛26歲，正值青春年少，花季正盛，竟然被強塞尼姑庵裏來敲木魚，這未免也太不人道了吧？
要不，咱們作首詩如何？
武媚娘想。
於是她手拿木魚槌，賦詩一首：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君。
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有分教，這首詩，乃中國藝術寶庫中的一朵奇葩。那麽這首詩到底奇葩在何處呢？
此後不久，有天才大詩人李白橫空出世，李白其人，一生賦詩一萬來首，傳萬世而不朽者，超過一千多首——曆史上除了李白之外，絕不存在第二個人，能有一千多首詩傳承後世的。
然而，正是這位才華橫溢的大詩人李白，當他看到武則天的這首詩時，猶如當頭一棍，居然踉蹌後退數十步，麵皮青紫，氣若遊絲，好長時間才見兩行淚水滾下李白的臉頰，隻聽他淒聲哭道：這首詩，寫得太妙了，我這輩子是趕不上人家了……
這是一首讓詩仙李白為之氣短的詩。
那麽這首詩，到底妙在何處呢？
這個事，隻有當事人李治才明白。
別人看這首詩，看到的無非不過是一個成熟女人的感歎，思念情人啊，早也想，晚也想，想到了心底棲惶，就這樣於日落之時默默的垂淚，斑斑紅淚，染得裙色駁離……別人看到的，隻是這麽一幕哀惋動人摧人淚下的場景，僅此而已。
然而這首詩，於新繼位的高宗李治而言，卻是有所指的——仔細看看朱成碧這四個字，這是女孩子與情人私房中最隱密的歡情，所描述的情人性體征絲絲入扣，而且這首詩中還隱含了兩人歡娛之時的惶恐——太他娘的危險了，隨時都有可能被老頭李世民衝進來，將他們逮個正著——就在與老爹一牆之隔的地方，和老爹的女人胡來，那種刺激肯定是空前的，超越了世俗想象的，總之就是變態到了極點，所以刺激的強烈效果，也達到了頂點。
把最隱密，最齷齪的私情，用最美麗，最委惋而又最直觀的表達方式說出來，當事人看到的是浸透了地獄之火的不倫娛情，而別人看到的，卻是一幅美麗的圖畫，這個就叫藝術。
所以當唐高宗李治看到這首詩的時候，隻覺得身體猛可的一熱，昔日**的快感迅速的攫住了他的全部思維。刺激，太他媽的刺激了……於是唐高宗李治絲毫也不猶豫，一腳踹開龍椅，直衝感業寺飛奔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