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論限製進口國內能生產的商品

通過高關稅或者絕對禁止對於國內能夠生產的外國的貨物的進口，這樣就多少保證國內生產這一些產品的工業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所以禁止從國外進口活牲畜或者醃製食品也就保證了不列顛畜牧戶對於國內肉類市場的壟斷。在中等收成的年份，對於穀物進口所征收的高得相當於禁止的關稅給予穀物種植人以一樣的好處。對於外國毛紡織品進口的禁止一樣有利於毛紡織業。絲織業即使完全依賴外國原料，近年來也獲得了一樣的好處。麻織業暫且還沒有獲得這種好處，但是，也正在大步地朝它邁進。非常多其他的製造業也以一樣的方式在不列顛獲得了完全或者幾乎完全的對於他們同胞的壟斷權。遭到絕對於禁止或者在一定條件下禁止進口的商品種類之多大大地超過了不太熟悉海關法的人的想象。

毫無疑問，這種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經常是極大地鼓勵了享有這種壟斷權的產業，同時常常使原本不會流向它的較大多數的社會勞動以及資金也轉向了它。不過，它到底是傾向於增加社會的總勞動，還是把它指向最為有利的方向，這點或許並不完全明顯。

社會的總勞動從來就不會超過社會資金所能夠雇傭的數量。如任何人所能雇傭的工人的人數必須和其資金保持一定的比例那樣，大社會所有成員可以不斷雇傭的工人的人數也必須和那個社會的總資金保持一定的比例，並且從來不會超過那一個比例。任何商業規章所能夠增加的勞動量都無法超過任何一個社會的資金所能夠承擔的限度。它隻能夠使部分社會勞動流向它原來不可能流向的方向。並且誰也無法肯定這種人為的導向能比其自然的流向對於社會更為有利。

每一個人都在不斷努力為他的資金尋找最有利的投資途徑。當然，那僅僅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不過他在研究自己的利益的時候，自然而然地，或者可以說也是肯定地會研究導致他去選擇對社會最有利的途徑。

第一，每一個人盡力把自己的資金投入到了盡可能離家近的地方，從而他也就盡力支持了本地的勞力，隻要他總是可以從中獲得普通的、或者說不太低於資金的普通利益。

這樣，在利潤相等或者幾乎相等的情況下，每一個批發商自然寧願從事國內貿易，而不願意從事對外消費貿易；寧願從事對外消費貿易，而不願意從事販運貿易。在國內貿易當中他的資金絕不會像在對外消費貿易中的那樣長期在他的視野之外。他可以更好地了解他所托付的人的品德以及處境，並且假如他被騙的話，他能更好地知道他必須向之尋求補償的國家的法律。而在販運貿易當中商人的資金好似被分割在兩個外國之間，並且沒有一部分是肯定會帶回本國，或者置於他的直接視線之內以及支配之下。一個從事從康尼斯堡到裏斯本販賣穀物以及從裏斯本到康尼斯堡販運水果以及葡萄酒的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資金常常必須將其資金的一半留在康尼斯堡，另外一半留在裏斯本。其中並沒有任何的部分曾經需要回歸到阿姆斯特丹。這樣一個商人當然應居住在康尼斯堡或者裏斯本，隻有個別非常特殊的情況能夠使他寧願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但是他所感到的和自己的資金分隔得這樣遙遠的那種不安常常會使他決定把原定運往裏斯本市場的部分康尼斯堡的貨物還有原定運往康尼斯堡的部分裏斯本的貨物運到阿姆斯特丹。即使這樣做使得他必須支付雙倍的裝貨以及卸貨的費用，還有支付某一些關稅，但是為了使其部分資金可以總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讓自己支配，他寧願付出這種特殊的費用，並且每一個對於販運貿易擁有相當份額的國家正是用這種方式成為進行貿易的所有不同的國家的貨物的商業中心或者共同市場。為了節省第二次的裝卸費用，這種商人總是盡力在國內市場盡可能多地銷售所有的不同國家的貨物，然後盡可能地把其販運貿易轉化成為對於外消費品貿易。一個從事對於外消費品貿易的商人以相同的方式，當他為外國市場采購貨物的時候，他總是樂意在相等或者幾乎相等的利潤的條件下在國內市場出售盡可能更多的貨物。當他以此把他的對外消費品貿易轉變成了國內貿易的時候(隻要他可能的話)，他就能夠為自己省去出口的冒險以及麻煩。假如我能夠這樣說的話，本國就以這樣的方式成為中心，每一個國家的居民的資金就是如此不斷地環繞這個中心而周轉，並且它們總是向這一中心靠攏，即使由於某一些特殊的原因，它們有的時候可能被從這個中心趕開或者驅走，而走向更遠的用途。

但是，如前所述，用於國內貿易的資金比用於對外貿易的同等資金肯定會把國內更加多的勞動力投入運轉，讓國內更多的居民獲得收入以及工作。而一個用於對外消費品貿易的資金要比用於販運貿易的相等的資金具有相同的優越性。所以，在利潤相等或者幾乎相等的情況下，每一個人自然樂意把自己的資金用於這種方式，它能夠為國內勞力提供最大的支持，給本國最大多數的民眾帶來收入以及工作。

第二，把自己的資金用於支持國內勞力的每一個人肯定會竭力去引導勞動使其產物能擁有盡可能最大的價值。

勞動的產物是勞動在其投入的對象或者原料上所附加的價值。雇傭勞動的人的利潤同樣和這個產物的價值的大小互成比例。但是也隻是為了利潤任何人才會把資金用於支持勞動。所以，他將總是盡力把資金用於支持可以生產價值最大的產物的勞動，或者能夠交換最大量的貨幣和貨物的產物的勞動。

不過，每一個社會的年收入總是完全等同於該社會的整個年產物的交換價值，或者明白地說和那個交換價值相同的東西。所以，每一個人竭力盡其所能地把他的資金用於支持國內勞動，並且竭力指引那個勞動去生產擁有最大價值的產物，每一個人肯定會盡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可能地增加。當然，他平常並無意去促進公眾的利益。他寧願支持國內勞動，而不會支持國外勞動，他想要的隻是他自己的保險；他指導勞動去生產能有最大價值的產品，他圖的僅僅是個人的所得，而他在這一點上就好像在許多其他的場合一樣，他總是被一支隱形的手推動著去達到一個他無意追逐的目的。即使他並沒有任何的這種意圖，但是他對於社會並不總是更壞。在追求他個人的利益的時候，他常常要比他真實地有意促進社會利益還更為有效地促進了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偽裝為了公共利益而做生意的人做了多少好事。當然，那種裝模作樣，在商人當中並不普遍存在，因此無須說什麽去勸阻他們。

他的資金可以投入國內什麽勞動，並且其產物又會具有最大的價值，非常顯然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當地環境可以比任何政治家或者立法家更好地為他作出判斷。一個政治家，假如他企圖去指導私人應當以什麽方式去運用他們的資金，這將會不僅僅給他加上最沒有必要的負擔，並且他采取了一種既不會放心地委托給任何的個人，甚至也不可能放心委托給任何委員會或者參議院的權力，並且再也沒有比把這樣一個權力交付到一個愚蠢傲慢以及妄以為自己適合於行使這樣的權力的人的手中更加危險的了。

把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權給予本國勞動的產品(無論是哪一種工藝或者製造業的產品)，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指導私人應當以什麽方式去運用他們的資金，而這種做法幾乎在所有的場合肯定是一種無益或者有害的調控。假如國內勞動的產品可以像外國勞動的產品一樣便宜地投入市場，則這個調控顯然是無益的。假如它無法同樣的便宜，這個調控常常就肯定是有害的。每一個會精打細算的戶主的信條就是：絕對不要試圖自家製作其花費要比購買還貴的任何的東西。裁縫絕對不會試圖製作自己穿的鞋子，他會到鞋匠那兒去買。鞋匠也絕對不會試圖去縫製自己穿的衣服，而是雇傭裁縫來做。農場主既不試著自己做鞋子，也不試著自己縫製衣服，而是雇傭不同的匠人。他們全都會發現把他們的所有勞動投入到他們對於其鄰人有某種優勢的方麵，並且用部分自己的產品，或者用部分自己的產品價值去購買他們隨時需要的東西對於自己最為有利。

持家中的精打細算運用在操持一個大的王國中也不會是愚蠢。假如某一國家給我們提供的商品可以比我們自己製造的還要便宜，那我們寧願用自己部分勞動(用於我們有某一些優勢方麵的勞動)生產的產品來購買它們。國家的總勞動量總是和雇傭它的資金互成比例的，所以它們也不會減少，不會減少到多於上麵所提到的各種工匠的勞動量。不過是要尋找出一條可以獲取最大好處的運用途徑。當勞動被引領去生產一種購買比製造還便宜的商品的時候，肯定那並不是最有利的運用途徑。當勞動被以如此的方式從生產明顯地更加有價值的商品而轉向生產被指定的產品的時候，勞動年產物的價值必定多少會減少。假如購買外國的相同商品能夠比自己國內生產便宜一些，那麽，能夠隻用部分商品、或者用那一些商品的部分價值(即用同等的資金雇傭的勞動在國內所能夠生產的產品，假如是聽任勞動自然的流向的話)去購買它。所以，當一國的勞動就這樣從一個利益比較大的用途被轉入到一個利益較小的用途的時候，國家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就不會依據立法者的意圖而增加，而是肯定由於每次的這種調控而減少。

當然，通過這樣的調控某一製造業有的時候可能要比沒有這種調控更早一些建立起來，並且經過一段時期以後其在國內生產的產品可能和國外的同樣便宜或者更為便宜。社會的勞動即使通過這種方式要比沒有這種調控有利地更快地進入某種渠道。但是社會的總勞動或者社會的總收入量絕對不會因這種調控而增加。社會的總勞動量隻能夠隨社會資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長。而社會的資金也隻可以隨社會收入的節餘的逐漸增多而成比例地增加。不過每一次這種調控的直接效果就是讓社會收入減少，而減少社會收入的做法必定不會把社會資金增長得要比任其自然發展增加得更快，假如社會的資金以及社會的勞動都聽任它們自己去尋找天然用途的話。

即使並沒有這樣一些調控，社會將會永遠也建立不起某種製造業，不過無法根據這一點就說社會在其存在的某一時期就肯定會較為貧困。在社會存在的每一個時期社會的全部資金以及全部勞動量仍然會以那個時候最有利的方式獲得運用，盡管是用在不同的項目上。在每一個時期社會的收入也可能是那個時候社會資金所能夠提供的最大的收入，從而資金以及收入都可能用最快的速度進行擴張。

在某些特殊商品的生產中一個國家對於另外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天然優勢有的時候是極其巨大的，而要和這些天然優勢進行挑戰，全世界都認為是徒勞無益的。通過玻璃、溫床以及溫牆在蘇格蘭也能夠培植出非常好的葡萄，用它們也可釀造出十分好的葡萄酒，隻是其費用大約是從國外進口最起碼同樣好的葡萄酒的價格的30倍。僅僅隻是為了鼓勵在蘇格蘭製造法國波爾多以及勃艮地的紅葡萄酒，而禁止所有的外國的葡萄酒進口會是合理的法律嗎？假如說把要比從外國購買相同數量所需商品的費用高出30倍的資金以及勞動去從事生產本國的那種商品是荒謬的話，那麽用多出1／30，甚至1／300的資金以及勞動去從事任何這種生產也肯定是荒謬的，其荒謬的程度即使並不是那麽耀眼，但是其性質完全相同。至於一國對於另一國所具有的優勢是天然的，抑或是建立起來的，在這一點中無關緊要。隻要一個國家占有那些優勢，而另外一個國家缺乏那些優勢，那麽向前者購買就總是要比自己製造對於後者更加有利。一個工匠對於從事另外一行當的鄰人建立了某種優勢，不過他們雙方仍然發現互相購買彼此的東西要比自己去製作不屬於自己行當的東西更加有利。

商人以及製造業者則從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中獲得了最大的好處。對於外國牲畜以及醃製食品的進口的禁止，連同對於外國穀物所征收的高關稅(在中等收成的年歲它也高到了禁止的地步)對於不列顛的畜牧業者以及農場主的好處也遠遠沒有像其他同類性質的規章給商人以及製造業者所帶來的好處那樣大。特別是那一些高級的製造品從一國運往另外一國要比牲畜容易得多。所以，對外貿易主要是從事采購以及輸送製造品。在製造品當中隻要有一點微小的優勢就能讓外國人出售要比我們自己的工人出售得還便宜。甚至在國內市場上也是這樣。而在土地的原生產物方麵則將需要有一種非常大的優勢才能使外國人做到這一點。假如容許外國製造品自由進口，有一些國內製造業或許要遭受挫折，有一些製造業或許就會走向徹底的毀滅，而現今用於那些製造業的資金以及勞力將被迫尋找其他的出路。然而對於土地原生產的最自由的進口對於本國的農業也不會有這麽大的影響。

比如說，假如對於外國牲畜的進口也是這樣地自由，自由到並沒有什麽再可以進口，則不列顛的畜牧業或許就不會受到它的什麽影響。或許，活牲畜是唯一的一種，海上運費要比陸路運費昂貴的商品。在陸地上它們自己將自己運送到市場上去。在海路上不僅僅牲畜，就連它們吃的食物以及水都必須花費不小的價錢進行運輸，並且還有許多不便。當然，愛爾蘭以及不列顛之間的海路非常短，它使得從愛爾蘭進口牲畜較為容易。但是，即便近來批準的在一定限期內的牲畜自由進口獲得了永久化，它對於不列顛的畜牧業者的利益也不會有非常大的影響。不列顛和愛爾蘭海鄰近的地帶都是牧草叢生的村莊。愛爾蘭的牲畜需要穿過那些遼闊的鄉村，花費不小的費用，經曆不少的不便才可以到達正式的市場，不然愛爾蘭牲畜就不會輸入。膘肥的牲畜無法趕這麽遠。所以，隻有精瘦的牲畜才能夠輸入。而這種輸入不會影響飼養以及催肥鄉村的利益。精瘦牲畜的價格降低對於它們來說隻會更為有利；相反，隻會影響繁殖牲畜的村莊的利益。自從容許進口以後，從愛爾蘭進口的少量的牲畜，連同精瘦牲畜依然能夠賣到一個好價錢，它好像在表明即便是不列顛繁殖牲畜的鄉村也從來沒有受到自由進口愛爾蘭牲畜的非常大影響。盡管聽說愛爾蘭的老百姓有的時候用暴力反對他們的牲畜出口。但是，假如出口商發現繼續經營這種出口有非常大的好處的話，當法律站在他們一邊的時候，他們能夠非常容易地戰勝這種群眾的反對。

除此之外，飼養以及催肥的鄉村必須不斷地改良，由於繁殖牲畜的鄉村常常都是並沒有非常好開墾過的地方。因為並沒有開墾過的土地的價值的高漲，使得精瘦牲畜的價錢也居高不下，它就像是對於反對改良的一種獎勵金。對於任何一個所有土地都高度改良了的國家，進口它的瘦牲畜要比自己繁殖還更加有利。所以，聽說荷蘭現在就是遵循著這個信條。當然，蘇格蘭、威爾士以及諾森伯蘭的山地都是一些不會有非常多改良的鄉村，就好像是天生注定是不列顛的牲畜繁殖基地。對於外國牲畜的最為自由的進口除了阻礙那些繁殖鄉村從王國其餘的地區的不斷增長的人口以及改良，從將他們的價格提高到最高的限度，從對於全國所有較為進步以及開墾過的地區課以現實的稅中得到好處外，並不會有什麽其他的影響。

對於醃製食品的最大進口自由對於不列顛的牲畜業者的利益所能產生的影響同對於活牲畜的利益所能產生的影響一樣小得幾乎等於零。醃製食品不僅僅是體積大，並且和鮮肉相比、質量比較差，價格高，並且運輸需要花費非常多的勞動以及費用。所以它們從來無法和鮮肉進行競爭，即使可以和國內的醃製食品進行競爭。它們可以用於為遠航船隻供應儲備食物；但是這類用途，從來也不可能構成食物中的任何的重要部分。自從醃製食品準許自由進口以來，從愛爾蘭進口的小量醃製食品即是一個試驗的證據。證明我們的畜牲業者對於進口自由並沒有什麽好擔心的。看來鮮肉的價格並沒有遭受到它的明顯的影響。

甚至外國穀物的自由進口對於不列顛的農場主的利益也不會有什麽影響。穀物是一個要比鮮肉更加笨重的商品。1便士1磅的小麥就和14便士1磅的鮮肉一樣昂貴。即便在最大的荒年從國外進口的小量的穀物也足夠向我們的農場主證明他們並沒有必要害怕最大自由的進口。根據對於穀物貿易有深刻了解的一位小冊子的作者的估算，逐年進口的各種穀物的平均量達到了23 728誇特，並沒有達到年消費量的1／571。不過由於對於穀物出口的獎勵金在豐年導致了穀物大量的出口，多於實際耕作狀態所能提供的數量，所以在歉收之年也就必須進口要比實際耕作狀態所要求的更多的穀物。因為依靠獎勵金並無法使一年的豐收補償另外一年的歉收。並且由於出口的平均量肯定的增大，進口的平均量肯定也超過耕作的實際狀態增大。假如並沒有獎勵金，穀物就會出口少一些，那麽穀物的進口也可能逐年地會要比目前要少一些。穀物商人、不列顛以及外國之間的穀物采購商以及販運商也就肯定會少了許多事情，而遭受相當可觀的損失，但鄉紳以及農場主則將遭受不到什麽損失。所以，穀物商人要比鄉紳以及農場主對於恢複以及保持獎勵金製具有更大要求。

鄉紳以及農場主是所有人民中最少受製於讓人討厭的壟斷的，這是他們的非常大的光榮。一家大的製造廠的經營者假如發現在他的周圍20裏之內建立起了另外一家同類性質的工廠有的時候會感到驚慌。在阿布維爾一個荷蘭毛紡業經營者就規定在這個城的30裏格(1裏格大約30英裏)以內不得建立同類性質的工廠。反之，農場主以及鄉紳們則常常都是樂於促進他們鄰近的農場以及莊園進行開墾以及改良，而不願意阻礙其發展。他們並沒有大部分製造業者所擁有的那一些秘密，通常願意和他們的鄰人交往，並盡可能推廣任何的他們覺得有利的新舉措。老卡托說：“Plus Questus stabilissimusque，minimeque invidiesus；minimeque male cOdtants sunt，qui洫eostudiooccupafisunt'’。(這是最受人尊重的職業，從事這樣職業的人，生活最為穩定，最不為人所忌諱，並沒有不滿之念)鄉紳以及農場主分散在全國的不同角落，不可能像聚居城鎮以及具有壟斷性的同業公會精神的商人以及製造業者那樣容易聯合起來。他們自然竭力反對他們所有的同胞——反對他們通常所擁有的針對各城鎮居民的壟斷性特權。所以，他們看來是對於外國商品進口施加各種限製的最初的發明人。由於這些限製能夠確保他們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或許是出於仿效他們，讓他們自己能和喜歡壓迫他們的人處在同等的地位，不列顛的鄉紳以及農場主忘記了屬於他們的地位的天然所具有的慷慨，而要求為他們的同胞提供穀物以及鮮肉的壟斷性的特權。他們或許並沒有花時間去思考自由貿易對於他們的利益的影響要比對於他們所效仿的那一些人的利益的影響更小。

通過一個永久性法律禁止外國穀物以及牲畜的進口實際上是在通過立法規定國家的人口以及勞動力在任何的時候無法超過本國土地原生產物所能夠維持的限度。

看來對於外國商品施加某一些負擔一般來說將會是有利的，為了鼓勵國家的勞動力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當某一種勞動是國防所必需的時候。比如，不列顛的國防就非常大地依賴於海員以及船隻的數量。所以，航海法就非常恰當地竭力使不列顛的海員以及船舶具有對於他們本國貿易的壟斷權；在有一些場合是通過絕對禁止，而在有一些場合又通過對外國船隻征收沉重的關稅。以下是這個法令的主要的規定。

一、所有船隻的船主、船長以及3／4的水手不是不列顛居民者，禁止往不列顛居留地以及殖民地進行貿易，或者禁止被雇傭來從事於不列顛沿海地區的貿易，嚴重者沒收船隻以及貨物。

二、很多種最笨重的進口貨物隻可以通過下列方式運進不列顛：或者是通過上述的船隻，或者是通過那一些貨物的生產國的船隻，並且其船主、船長以及3／4的水手同時也是屬於那個國家；並且當由後一類船隻進口的時候，需要征收雙倍的外國人稅。假如裝運進口的船隻屬於其他的任何國家，則罰以沒收船隻以及貨物。當這個法令製定的時候，荷蘭正好是歐洲的大運輸者，他們現在依然是，而依據這個規定他們就完全被排斥在去不列顛的運輸隊伍之外，或者完全被剝奪向我們進口其他的歐洲國家的貨物的權力。

三、很多種最笨重的貨物甚至用不列顛船隻亦禁止從生產國家之外的國家進口；違者沒收船隻以及貨物。這條規定或許是針對荷蘭的。那個時候的荷蘭像現今一樣是歐洲各個國家貨物的一個大中心市場，依據這條規定不列顛船隻就不可以在荷蘭裝載其他的任何歐洲國家的貨物。

四、但凡不是由不列顛船隻捕獲並且在不列顛船隻上加工的各種醃魚、鯨須、鯨骨、鯨魚油等進入不列顛的時候，要征收雙倍外國人稅。荷蘭人像現在一樣依然是主要的捕魚者，是那個時候歐洲唯一的力圖供應各個國家魚類的捕魚者。依據這一條法規就對於他們供應不列顛的魚類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當航海法製定的時候，盡管英格蘭以及荷蘭實際上並沒有交戰，但是這兩國之間卻存在著最為強烈的敵意。這種敵意開始於長期議會的時期，是長期議會形成了這一個個法律。這個敵意在護國公以及查理二世時期的荷蘭戰爭後不久就爆發了出來。所以，這個著名法律的某一些規定或許就是來源於民族的敵意。但是，它們十分明智，就像它們是由最謹慎的智慧所授意的一樣。在那個時候國家的敵意所指向的目標和最謹慎的智慧要建議的完全地相同，那就是減弱荷蘭的海軍力量，唯一能夠對於英格蘭安全形成威脅的一個海軍的力量。

這個航海法對外貿，或者說對於通過外貿可以形成的富裕是不利的。一個國家的利益在它和外國的商業關係中就好像一個商人的利益和同他做買賣的各種人們的關係那樣，是買進要盡量地便宜，出售要盡量地昂貴。不過最可能買得便宜的時候，是在貿易享有完全自由的時候，因為貿易的完全自由鼓勵各個國家把它所要購買的貨物都運送到市場上去。相同的理由最可能賣得貴的時候，是當市場中充滿了最大多數的要買的人的時候。那一點是對的，航海法並沒有加重前來出口不列顛勞動產物的外國船隻的負擔。甚至古代過去一貫對於出口以及進口所有貨物征收的外國人稅也被之後的幾個法令從大多數的貨物出口中取消了。不過，假如由於禁止或者高關稅的原因，外國人受阻無法前來出售，那麽他們也不會前來購買。這是因為不帶貨物來，他們肯定要遭受從本國到不列顛來空船的損失。因此，減少了賣主的數量，我們肯定也減少了買主的人數。如此一來，和有完全自由的貿易相比較，我們不僅僅購買外國貨物要貴一些，並且出售我們自己的貨物也要便宜一些。但是，由於國防要比富裕更為重要，或許航海法要算是英國所有商業法規中最為明智的了。

第二種情況是，為鼓勵本國的勞動而對外國商品加以某一種負擔一般說來將會是有利的，那就是在國內對於本國勞動的產品征收某種稅收。在這樣的場合對於外國勞動的同樣產物征收同等的稅收看來是合情合理的。這樣就不會給國內勞動對於國內市場的壟斷權，也不會讓國家的資金以及勞動流向某一用途大於順其自然的可能流入量。它僅僅會阻止由於征稅而本當自然流入的資金以及勞動中途轉入非自然流向，並且隻會使在征稅以後外國以及本國的勞動之間的競爭像征稅之前一樣盡可能幾乎站在同一立足點上。在不列顛當任何的這種稅附加在國內勞動的產物上的時候，通常就在同一時候，為了製止我國商人以及製造業者的大聲抱怨他們的商品將隻得廉價出售的時候，又要對於進口同類的外國貨物征收重得多的進口稅。

依據有一些人的意見對自由貿易的第二項限製在某一些場合應當擴張到能夠和國內已經課稅的商品進行競爭的外國商品之外。當生活必需品在各國都已經課稅的時候，他們認為不但對於國外進口的生活必需品課稅是合適的，並且對於能夠和國內勞動生產的任何東西進行競爭的各種的外國貨物課稅也是適宜的。他們說，生活必需品因為這些征稅肯定變得昂貴，勞動的價格肯定總是隨著勞動者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增長。所以，國內勞動生產的每種商品，即使本身並沒有直接課稅，但是由於這些稅收也變得更加昂貴了，生產它的勞動變得更加昂貴了。所以，他們說，這些稅事實上是等於對於國內生產的每一種商品征稅。為了使國內勞動和國外勞動處於同一個立足點上，因此他們認為必須對於每一種外國商品課稅，其稅額相當於使國內商品能和外國商品進行競爭而提高了的價格。

不列顛對於肥皂、鹽、皮革、蠟燭等生活必需品征稅是否肯定提高勞動的價格，還有相繼提高所有其他商品的價格，我在之後探討各種稅收的時候，將再作論述。但是，與此同時，假如它們有這種影響，並且它們無疑地會有這種影響，則因為勞動價格的提高，所有的商品價格普遍上揚的這種情況就正好和某類商品因直接課稅而產生的價格上揚有下麵兩個方麵的不同。

第一，人們總是能夠極準確地知道因為這種征稅這樣一種商品的價格會上揚多少；而勞動價格的普遍上揚能對於雇傭該勞動所生產的各種的不同商品的價格有多大影響則從來就不會相當準確地知道了。所以就不可能相當準確地來對每一種外國商品定稅使其和每種國產商品的價格的這種增長互成比例。

第二，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對於人民生活條件的影響和貧瘠的土壤以及惡劣的氣候的影響相同。所以食品會變得貴一些，好像需要特別的勞動以及費用去培植它們一樣。就如同在由於土壤以及氣候所造成的天然匱乏中去指導人們應該用什麽方式去運用他們的資金以及勞力是荒謬的一樣，在因為征稅而造成的人為匱乏中如此做同樣是荒謬的。他們隻有盡量地使自己的勞動去適應他們的處境(即使他們的條件不好)，尋找那些他們可能在國內市場或者國外市場有某種優勢的用途。這才是在這兩種情況之下顯然最為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為了讓他們為其他大多數商品同樣付出過於昂貴的價格，而對於它們征收新稅肯定是最為荒謬的賠償方法。由於它們的稅已然是不堪重負了，並且它們為生活必需品所付出的已是太過昂貴了。

這一類稅收，當它們提高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是一種和土地的貧瘠以及氣候的險惡相等的災禍；但是在最富裕以及最勤勞的國家它們常常是普遍征收的。其他國家都無力承受如此大的混亂。就好像隻有最強壯的身體才能夠在不健康的攝生法下生存以及保持健康一樣，也隻有在每種產業都具有天然的以及取得了優勢的國家才能夠在這類稅收下生存以及繁榮。荷蘭是歐洲這樣的賦稅最多的國家，它因為其自身的獨特環境而繼續繁榮，但是並不是像那種最為荒謬的設想那樣借助一些賦稅而繁榮的，而是不顧它們而繼續地繁榮的。為了鼓勵本國的產業有兩種情況常常有利於對於外國商品征收某種稅收。同樣還有兩種情況征稅則有可能是值得考慮的事。一個就是繼續允許某些外國貨物自由進口，到何種程度才適宜；另外一個是在自由進口被中斷一段時間後恢複到什麽程度或者以什麽方式恢複可能算作是合適。

當某一個國家通過高關稅限製或者禁止我們的某一些製造品進入他們國家的時候，我們繼續允許某些外國貨物自由進口，自由到何種程度才適宜這種情況有的時候可能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之下複仇自然會要求我們報複，我們應當對於他們某一些或者所有製造品的進口征收同樣的稅收或者同樣實行禁止。各國極少有不以這種方式進行報複的。法國一直特別偏愛對能進入和他們本國商品進行競爭的這種外國商品的進口進行限製。正是這一些組成了科爾伯特先生政策的大多數。科爾伯特先生即使有非常大的才能，看來在這件事件當中是深為那些一貫要求對於他們本國同胞實行壟斷的商人以及製造業者們的詭辯所迷惑了。現在法國最明智的人的看法是他在這個方麵所采取的行動對於其本國一直是有優勢的。這位大臣通過1667年的關稅法對於許多外國製造品的進口征收了非常高的關稅。在他拒絕對於荷蘭減輕關稅之後，荷蘭在1671年禁止了法國的葡萄酒以及白蘭地的進口。1672年的戰爭好像部分就是因為這個商業糾紛引起的。尼麥根以及約在 1678年結束了那一次戰爭，通過減輕某一些對於荷蘭商品的關稅，荷蘭人隨之也取消了禁令。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法國人以及英國人通過同樣的關稅以及禁止又開始相互壓迫對方的產業。但是這種情況似乎是法國人率先作出榜樣的。從那之後存在於兩國之間的敵對情緒一直妨礙著雙方緩和。1697年英國人禁止弗蘭德人建造的花邊進口。那個時候弗蘭德的政府是在西班牙的管轄之下，當做回報，他們宣布要禁止進口英國毛紡織品。1700年英國就取消了花邊進口的禁令，其條件是英國的毛紡織品要像之前一樣進入弗蘭德。

假如有這種可能：因為報複而使得對方取消所抱怨的高關稅或者撤銷所抱怨的禁令，則這類報複可能是一個好政策。一個廣大的國外市場的恢複常常所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對於在一個短時期內對於某種貨物所付出的比較高的價格的暫時不便的補償。要判斷這樣的報複是否可能產生這種效果也許與其說是屬於立法家的科學(由於他們的思考應當是受永遠不變的普通原則所支配的)，不如說是應當屬於俗稱為政治家或者政客的那種陰險狡猾的動物的技巧(由於他們的委員會是受到事物的頃刻波動所指導的)。假如沒有任何這種取消的可能性，則為了補償對於我國人民某一些階層所造成的傷害，而對於我們自己，不僅僅對於那一些階層，並且對於幾乎所有其他階層進行另外一次傷害，看起來並不是一種辦法；當我們的鄰邦阻止我們某些製造品進口的時候，我們常常不僅僅禁止同類的製造品進口，並且還要禁止他們的某些其他商品進口。由於單單隻禁止了同類的那二點不足以對於他們產生重大影響。這無疑會給予我們的某種工人以鼓勵，並且通過排除了他們的某些競爭者使他們可以在國內市場提高他們的價格。但是，那一些受鄰邦禁令殘害的工人並不會從我們對於外國商品進口的禁令中獲得受益。反之，他們以及我們公民中幾乎所有其他階層都因此而必須為某一些貨物支付要比之前更高的價格。所以，每一道這類法令都是對於整個國家征收了一種事實上的稅，它不利於受到我們鄰邦的禁令傷害的那個階層工人，而是有利於其他的某一階層的工人。

一種有的時候可能是值得考慮的情況，那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禁止後，對於外國貨物的自由進口恢複到什麽程度或者以什麽方式恢複才是合適。當某一些製造品由於對於能夠和國內某一些製造品進行競爭的外國貨物征收高關稅或者禁止進口的時候，它們已然大大地發展了，發展到要雇傭大批量的人手。這個時候，人道主義或許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慢慢地逐步地恢複貿易自由，但是要有非常大的保留以及慎重。假如那一些高關稅以及禁令一下子立即取消，較為便宜的外國同類貨物就會洪水般湧入國內市場，如此一下子就會剝奪我國成千上萬人的日常工作以及生存手段。它所引發的混亂無疑將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因為下述兩個原因，這種混亂非常可能要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小。

第一，所有的不享受獎勵金而常常有一部分向其他歐洲國家出口的那些製造品不會受到對於外國貨物最自由的進口的多少影響。這類製造品在國外的銷售價必須和任何外國同類產品相同質量的商品同樣便宜，而在國內售價還需要更便宜。從而，它們才可以繼續占有國內市場。即使喜歡時髦的人有的時候寧可買外國貨，而不願購買本國生產的價格較為便宜並且質地也較為好的同類貨物，這種愚蠢的行為從事物的本性出發是不會影響到非常多人的，對於人民的一般就業也不會產生多麽大的影響。不過我國毛紡織業、製革業以及五金業的所有不同部門有非常大一部分產品每年都要出口歐洲其他的國家，它們並沒有享受獎勵金，而這一些製造業卻雇傭了最大數目的人。或許，絲織業是自由貿易的最大的受害者，其次是麻織業，即使後者要比前者所受的害小非常多。

第二，即使有非常大數目的人會因為貿易自由的恢複而被一下子從日常的工作崗位上拋了出來，而失去了普通的生存手段，但是決無法因而得出結論他們將會從此永遠被剝奪了工作或者生存的手段。在上次戰爭結束之後由於裁減陸軍以及海軍，100000以上的士兵以及水兵(其數目相當於所有最大製造業當中所雇傭的工人的人數)，都一下子被從他們的平常崗上拋了出來。但是，他們即使無疑遭遇到了某些不便，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就被剝奪了所有的就業機會以及生存手段。可能大多數隻要有機會就逐漸地轉入了商船界；與此同時水兵以及陸軍士兵也都被融入了人民大眾之中，而受雇於各個行業。100,000以上習慣於使用武器，並且其中非常多還已習慣於搶劫以及掠奪的軍人所處地位的巨大的變化並未引發什麽大的**以及混亂。就我所了解到的，並沒有任何地方的流民的人數因此而增加，甚至任何職業的勞動工資除去商船界的水手之外也並未因此而有所減少。不過假如我們拿一個士兵的全部生活習慣和任何的一類製造業的工人的所有的生活習慣相比較，就可以發現後者的習慣並不比前者的生活習慣讓他們更加難以適應一種新的行業。由於製造業者一直習慣於憑借自己的勞動並且僅僅是自己的勞動而生活；而士兵是靠著薪餉生活。一個慣於運用以及勞動、一個慣於懶散以及**。不過把勤勞從一種勞動轉向另外一種勞動肯定要比把懶散以及**轉向任何的勞動要容易得多。除此之外，對於絕大多數製造業來說，如前麵已經指出過的，還有非常多屬於性質非常相近的附屬製造業，工人能夠較為容易地把自己的勞動從它們當中的一個轉向另外一個。大多數的這類工人偶爾也從事農村勞動。之前某一製造業雇傭他們的資金將會仍然留在國內以另外某種方式去雇傭同樣數量的工人。國家的資金依然未變，對於勞動的需要同樣也將未變，或者幾乎未變，盡管它可能是用在了不同的地方以及不同的職業上。當然，士兵以及水兵從皇家服役退役之後，他們可以自由地在不列顛或者愛爾蘭的任何城鎮從事任何職業。假如要讓國王陛下的所有的臣民都能恢複享有士兵以及水兵的那種喜歡從事哪種勞動就可以從事哪種勞動的天然自由，則就隻有打破行業公會的排他性特權，廢止學徒法。這是因為這兩者都是對於天賦自由的實際蠶食，除此之外還應廢除居留權法，讓窮苦工人被從一個行業或者一個地方解雇後，能夠到另外一個行業或者另外一個地方去尋找工作，而沒必要擔心受到控告或者遣返，那樣無論是公眾還是個人就不會因為遭到某一類製造業的偶爾遣散而受到要比士兵遭到遣散還大的傷害。我們的製造業者無疑對於我們的國家有非常大的功績，不過他們的功績仍然不會大於用自己的鮮血保衛了我們國家的人的功勞，當然也就不應當受到更大的照顧。

確實，指望貿易自由能夠在不列顛完全恢複是同指望在不列顛建立“理想”島或者烏托邦一樣的荒謬。那樣不僅僅會遭到公眾的偏見，並且會遭到更為難以戰勝得多的非常多的人的個人利益的堅決反對。假如軍隊的軍官用製造業主反對可能增加其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任何法律同樣的熱情以及敵意反對裁減軍隊的數量；假如前者以後者煽動工人的相同方式鼓勵士兵用暴力以及暴行對付任何這類法規的提議人，則企圖裁軍就將同現在企圖在任何方麵削減我國製造業者們所獲得的壟斷一樣的危險。這個壟斷已經大大地增加了某一些製造業的人數，它已經像一支成長得過於大的常備軍，對於政府已形成威脅，並且在許多場合可以恐嚇立法機構。議員當中支持每一份加強這個壟斷的提案的人不僅僅必然可以獲得懂得貿易的美好名聲，並且還會在人數以及財富都具有非常大重要性的那個階層中得到極大的歡迎以及影響力。相反，假如他反對他們，尤有甚者，假如他有權威，其權威足夠挫敗他們，則無論是公認的最正直還是最高的地位，抑或是最大的功績都將無法保護他使他免受由憤怒而失落的壟斷者的瘋狂報複所發出的最不名譽的謾罵以及誹謗、人身攻擊，有的時候甚至是實實在在的危險。

一個大的製造業主因為國內市場的突然對外國競爭者的開放被逼放棄了他的行業，無疑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失。他過去一直用於購買原料以及支付工人工資的那部分資金或許並沒有多大困難就能夠找到另外的用途。不過在處置被固定在廠房以及生產工具上的那部分資金的時候，就不可能沒有非常大的損失了。所以，對於他的利益給予公平的關懷就要求這類變化在任何時候都不要來得突然，而應是慢慢地、逐漸地，並且要在發出警告後的一個非常長的時間之後。假如可能立法機構的思考不應該總是受局部利益的糾纏不休高聲叫嚷所支配，而應當受共同利益的廣闊的視野所調控，根據這一點或許立法機構就應該特別小心地不去建立任何的新的這類壟斷，與此同時對於已經建立起來的不予進一步擴大。由於每一種這類法規都會引發國家內部機構某種程度的混亂，要克服這種混亂就難以不引起其他新的一種混亂。

並不是為了阻礙進口，而是要提升政府的收入，對於外國貨物進口征收關稅應當走多遠才能算是適當，當我探討各種稅收的時候我將在以後予以考慮。為阻止或者減少進口而征稅顯然對於海關的收入的破壞就同對於自由貿易的破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