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前人對傳染病的認識及其防治原則

我國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時代，“甲骨文字中的‘降疾’與‘雨疾’，意即上天如雨一般大量降下疾病，所以同時可以有許多人患一種疾病，或且從甲傳到乙，這無疑是指傳染病或流行性言。"①林乾良氏對甲骨文中的“”字分析說：“第一，不是一個人而是二個人病倒在**，兩個就是多的意思，第二，其下多“”形，即足趾也，足趾為行走之器官，故古代文字中加足趾形者往往有行走，流動的意思，所以這個疾字是強調可以擴散開來，許多人同時患一種病，當然是與傳染病，流行性病有關的了。”②由此可見，我國人民在很早就對傳染病有了一定的認識，故“”這個字，無疑是有關傳染病的最早文字記載。

到西周，隨著農業和天文學的發展，人們不僅認識到氣候對農作物有影響，同時也認識到了氣候對傳染病的影響，如《禮記·月令》中，就有“孟春行秋令，則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疫疾”等記載。“疫”就是傳染病。這是認識到傳染病的發生與氣候有關的最早文字記載。

在我國最早的醫方書《五十二病方》中，將狂犬齧人與犬噬人分列，說明古人對狂犬病已有一定認識。再從《左傳》“國人逐瘈狗”的記載來看，可見早在春秋時代，人們就已知道用消滅狂犬的辦法來預防狂犬病。這是關於預防狂犬病的最早文字記載。以後《肘後方》中“療狾犬咬人方，取腦敷之，後不複發”，這是狂犬病治法之發展，若就應用免疫反應原理防治疾病來說，這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記載。可見我國人們在對傳染病的認識及防治等許多方麵，一直都遙遙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至成書於約戰國時代的《內經》中，《素問遺篇·剌法論》已有“黃帝問：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的記載。根據這段文字，我們有理由認為：增強機體免疫機能，並避免接觸病原，為防止罹患傳染病的二大要點，這是中醫自古就有之認識。

東漢初，常有疫病流行，但由於當時“天人感應論”泛濫，認為這是疫鬼所致，故形成了一種“歲終逐疫”的風俗。對此，王充(27—97)進行了嚴詞駁斥。王充認為，所謂疫鬼，實是一種“中人多死”的毒烈之氣。由於“氣困為熱”，“熱極為毒"(《論衡·言毒篇》)，“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訂鬼篇》)。這是用唯物主義觀點解釋病原並批駁讖諱迷信活動的最早文字記載。對後世影響極大。王充認為氣有和與不和之分，不和之氣統稱為邪，邪氣除了毒氣能流行，還有疫癘之氣和腐臭之氣等等之分(這可以說是對傳染病病原分類之萌芽)，其中疫癘之氣是一種很易傳染，危害性很大的邪氣，而其流行，則往往發生在饑饉之歲，如《命義篇》說：“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這些認識，比籠統地稱病原為毒氣，可以說是前進了一步。王充還以“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滿，頗多殺人。"“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等作比喻，認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幸偶篇》)。從而對避免接觸病原的重要性，起了強調作用。此外，王充還認識到傳染病可以通過“氣相汙)，而傳播，他認為“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辨祟篇》)，這是很愚蠢的。總之，從《論衡》來看，王充對傳染病的認識很為深刻，其醫學思想，對後世影響不小，但由於他不是醫家，《論衡》又非醫學著作，故尚為人們所忽視，實則此書很值得引起研究中醫學者的重視。漢代劉熙之《釋名》中：“注病，一人死，一人複得，氣相灌注也。”其說與王充的“氣相汙”說相一致。這都說明，我國早在3—4世紀時，就已知道某些傳染病是通過空氣而傳播的。

東漢末年，戰亂頻繁，而“大兵之後必有大疫，”，從《傷寒論·序》：“餘宗屬素多，建安紀元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這段文字來看，顯然也是有傳染病流行，但仲景(150—219)以六氣歸納病原，故稱之為傷寒。仲景“感往昔之淪喪，傷夭橫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成《傷寒雜病論》16卷，創立了六經辨證之法，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礎，從此對傳染病的治療，始有矩矱可尋。《傷寒論》從現在出眼光來看，雖然其中治疫之法很不全麵，但它畢竟是我國治療傳染病的最早方書。

稍後，曹植(192—219)亦認疫原為癘氣，《曹集詮評》中“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這段文字，亦可佐證仲景所說之廣義傷寒，是包括了傳染病在內。

迄晉，葛洪(281一341)著《肘後方》，書中記載了多種急性傳染病，其對症狀的描述，亦較為詳細。對病因的認識，基本上是繼承了“毒癘之氣”為病原的說法，但明確提出了“毒有差別，致病各異”，這可以說是吳又可提出雞瘟病雞，豬瘟病豬，—病自有一病之毒說的先聲。此書不但有傳染病大流行情況的記載(“永微四年此瘡從西東流遍於海中”，“以死後複傳至旁人乃至滅門”)，而且有詳細研究，觀察沙虱毒傳染媒介恙蟎的形態，生活習性、傳播疾病方式的記載(“已深者，針挑取蟲子，正如疥蟲，著爪上映光方見行動")，而其中《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第十五》一篇，堪推我國最早的防疫專篇。在治療上，則不獨重視清熱解毒法，而且大量運用了表裏雙解法，這對後人處理疫病，也很有影響。由於此書在汜述疫病的防治方麵內容較為豐富，故近代醫史學家陳邦賢認為；“葛洪在醫學上的貢獻，一種是對於傳染病的認識；一種是煉丹，為製藥化學的先驅。"至隋·巢元方等著《諸病源候論》(610)，稱疫病病原為“乖戾之氣”，說“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並認為“此皆因歲時不和，溫涼不節。”這種認識，與《劄記》，《論衡》中有關疫病的記載，是一脈相承的。以後吳又可的戾氣說，就是在前人這些說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南宋時，戰爭連年，民不能耕，饑饉荏至，《儒門事親·倜有所遇》篇說：“會興定歲大饑，遂采百草而食”，當時餓孚遍野，常有傳染病流行，張子和(約1156一1228)說當時的疫原是瘴癘，如《瘧》篇說：“蓋擾攘之時，政令頰亂，徭役紛冗，朝戈暮戟，略無少暇，內火與外火俱動，在侯百官吏尤甚，豈可與夷靜之人，同法而治者。餘親見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回，是歲瘴癘殺人，莫知其數。”這似是指惡性瘧的大流行。

迄李東垣(1180—1251)，又是一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當時，患病者之多，死亡者之眾，可謂前所未有，這是有大疫流行廠可以肯定，《內外傷辨惑論·辨陰證陽證篇》說；“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亂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饑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三兩月，胃氣虧乏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東垣對仲景以來，用六氣歸納病原，認為病原是傷寒的說法提出了懷疑，但他忽視了王充以來的疫氣相汙說，他為了強調脾胃虛弱容易罹患疫疾，主張太過，竟把明明屬於外感範疇的傳染病，說成是內傷病，這在病原問題的認識上，實在是大錯而特錯。東漢末年及南宋時，戰亂紛繁，民不聊生的曆史條件和疫病流行情況，大體上差不多。如要說仲景、子和前後的疫病流行都是寒邪、癘氣這一類外邪所致，唯東垣時的幾百萬人同時生病，都是內傷脾胃引起，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何妨東垣自己也說“感而傷人”，既是“感而傷人”，病原當然仍是乖戾之氣。飲食不節，胃氣虧乏，勞役驚擾，起居不時，引起健康水平下降，免疫機製減弱，這不過是致病條件而已，所以，東垣對傳染病病原的認識，實在不能與葛洪、王充等前人相比。但由於傳染病病原繁多，針對病原尋找特效藥，即使在現在，也不是易事。東垣在當時患者機體抗力普遍衰弱的情況下，采用補脾益氣之法，以增強正氣抗病能力，其治療手段，卻是十分可取的。這種治術，較之殺滅病原無專藥而又輕施攻伐，反傷正氣的治療，合理得多，故就治法論，東垣的治疫病法，較之《傷寒論》的治法和劉河間，張子和等人的治法，顯是又有了長足的進展。

明末天下大亂，又屢有傳染病大流行，《溫疫論》自序說：“崇禎辛巳(1641)，疫氣流行，山東、浙江、南北二直患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吳又可否定疫病與六氣及四時不正之氣有關，他認為疫病病原既不是傷寒，也不同於一般之溫熱，而是一種雜氣，又稱戾氣或異氣，他說：“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問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吳氏唯真理是尚，敢於非《內經》，疑仲景，斥叔和，在病原問題上，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討論，他不但確認疫原是雜氣，而且指出：“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疫氣亦雜氣之一種，但有甚於他氣，故為病頗重，因名之曰癘氣。”(《雜氣論》)他在區別戾氣致病各有不同的基礎上，還對疫病分為常疫與癘疫二種，所謂癘疫，就是諸如“瓜瓤瘟、疙瘩瘟”這一類來勢凶猛，“緩者朝發夕死，急者頃刻而亡，此又諸疫之最重者”，“不可以與常疫並論也。”這是將一般傳染病與烈性傳染病進行區分的最早文獻記載，這種分類方法，與我們現在將傳染病分成甲類、乙類，大體相同。但雜氣之所以造成流行，與五運六氣和氣候的異常變化關係極大，吳氏忽視了這一點，也是片麵的。吳氏說：“草木有野葛巴豆”，“昆蟲有毒蛇猛獸”，氣變之中，“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然。”“眾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病也，或時眾人發頤，或時眾人頭麵浮腫，俗稱大頭瘟是也。”這些議論，如與《論衡》中“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麵腫疾”等某些文字相比觀，簡直如出一轍。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吳氏作論，顯然是受了王充等前人論疫思想之影響。

在清·乾隆年問(1792—1793)，雲南發生肺鼠疫流行，洪稚存在《江邊詩話》中寫道：“時趙州(今雲南大理附近的鳳儀)有怪鼠，白日入家，即伏地而死。人染其氣，亦無不殞者。”據此，鼠類在傳播鼠疫中的作用，已為人們所認識，到道光年間(1820—1850)，汪期蓮在《瘟疫匯編》中說：“憶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紅頭青蠅千百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亡者。”據此，蒼蠅在傳播疫病中的媒介作用，亦為人們所認識。

清·民以還，解放之前，僅上海在50年內，就發生了12次霍亂大流行；鼠疫在1910、1920、1947年三次在東北流行，死亡人數達10萬人，此外，血吸蟲病，天花、黑熱病，傷寒、瘧疾等傳染病，亦均大肆泛濫。祝味菊(1885—1951)麵對一國之內，六氣偏勝甚大，而某些傳染病，往往不旋踵即縱橫南北，且病型相同之客觀事實，認為用六氣歸納外感病因，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乃融會新知，參西說中，提出了“病原無寒邪溫邪之分，但有無機有機之別"的新說法。視氏的病原論認為；傳染病一般以“有形有機之邪為主因，無形無機之邪為誘因，彼二邪，每狼狽為奸，伺人於不察也”(《傷寒質難》)。祝氏不排除六氣在傳染病發生、流行過程中的影響，也把機體抗邪能力下降等因素考慮在內，其對疫病病因病理的解釋，融貫中西，立論比較完善，它較之吳又可的雜氣論和前人的各種論述，就溝通中西醫來說，是更為接近了。惜發掘這份珍貴的遺產，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故甚連祝氏其人，就較為年輕的中醫來說，迄今尚知之者不多。

綜上所述，前人對傳染病病原雖有毒氣，癘氣，傷寒、戾氣，異氣等種種稱呼，但基本上都認為這是一種具有傳染特性的外邪，故張錫純說：“疫者，感歲運之戾氣，因其歲運失和，中含毒氣，人觸之即病。”唯其如此，故就預防來說，增強體質與注意避邪，二不可廢，就治療來說，扶益正氣與攻擊病原，俱應重視。故李東垣健脾益氣的治法，祝味菊匡扶正氣的主張，在缺乏專病專藥的情況下，是很為可取的。如忽視及此，而過於強調外感當攻，也就不無其片麵性。從原則上來說，如治病救人則用藥要猛要重，取其專而有力，截斷逆轉，要尋求針對性的特效藥，如發覺專藥，隻要不會傷人，就應當機立斷，予以大劑，直接殺滅驅逐病原。如無特效專藥，采用治人卻病法，則用藥要穩要輕，協助自然療能，務使正氣得到扶持，要促使自調自控機能的恢複和加強，隻要邪氣有去路，體力能支持，不妨期待，使其自衰。如果不知從上述二方麵權衡出入，但知按證下藥，輕描淡寫，就不免疲藥塞職之誚。

參考文獻

①、②林乾良，醫學文字源流論(一)，(內部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