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根桑葉辨

或謂陸九芝之治溫病，與葉派輕以去實，辛涼透邪的觀點趨一致。是說也，因其小同，遂忽大異，有肺胃不分之弊焉。觀陸氏書，有《葛根桂枝辨》，有《葛根麻黃辨》，乃仿之而撰葛根桑葉辨。

葉派之輕以去實，辛涼透邪，如桑葉者，治肺也，陸氏之輕以去實，辛涼透邪，如葛根者，治胃也。輕以去實雖同，治肺治胃大別。葉氏治溫病，獨重肺係，故謂“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陸氏治溫病，獨重胃係，故謂；“溫病即陽明病”。故葉氏之治溫病，初起必用桑葉、薄荷，桔梗、牛蒡之屬，肺藥也，陸氏之治溫病，初起必用葛根，黃芩，黃連、山梔之類，胃藥也。唯葉氏亦知伏氣溫病不與暴感門同法，故曰：春溫一證，冬寒內伏，藏於少陰，以黃芩湯為主方，苦寒直清裏熱，乃正治也，陸氏亦知溫病之邪，在肺胃者，不得獨用胃經藥，故《不謝方》之治春溫、風溫者，亦用桑，薄、翹，桔之類也。溫病初起，有在肺者，有在胃者，有肺胃二及者，有竟在三陰者。或伏邪從內而出外，或新感由表而入裏，或新感引動伏邪，或伏邪又兼新感，或始終但病一經，或發即數經同病，故《難經》雲：“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各隨其經所在而取之。”溫病初起之治，原不可以一經印定眼目，然吳鞠通固執葉氏之說，以為溫病初起，必先犯肺，竟謂凡病溫者，均始於上焦，在手太陰。後世盲從，踵其訛誤，遂以輕清平淡為一切溫病初起之治規，蓋惑於“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等說也。葉氏以肺藥治肺經病，未誤。後人以肺藥治胃經病，大謬。治肺宜辛淡輕宣，不可卑用芩、連苦寒者，蓋恐胃本無熱，而早投苦寒涼中，中寒氣餒，則轉失托邪外出之力，反招冰伏之弊也。治胃宜積極撤熱，不可但用桑葉、薄荷者，蓋惡病屬中焦，而反治上焦，射不中的，坐使熱灼陰傷，用藥輕淡如兒戲，終至步步深入也。惟邪機概以從更出表為順，故病之在肺者，初起必以辛散為宗，宜桑葉之類以輕舉之；病之在胃者，初起亦以達邪為旨，宜葛根之類以透解之。然若因此小同，竟忽彼大異，則陸氏斥葉吳學派似肺藥治胃之旨，固不得大白於世矣！“麻黃之輕揚，可去傷寒之實，葛根之輕揚，可去溫病之實。”其去實亦同，然寒溫相異也。斯陸氏已辨之矣。葛根之輕揚，可去手陽明之實，桑葉之輕揚，可去手太陰之實。此陸氏所未言，然亦正其砭斥時弊之宗旨，何後人反於此昧昧耶。須知隻須辛涼輕劑，如桑葉配薄、桔之類，其病即可立愈者，無非傷風、肺脹之屬也。而必須旱投苦泄，如葛根合芩、連之類，尚恐熱盛蒸腦者，乃是暑痙，濕溫之屬也。病之輕重懸絕，用藥肺胃有異，未可同日語也。總之，能“遽入心包，為一場大病，以致於死者。”必非肺經溫病，如傷風、肺脹之屬，故陸氏重陽明之治，有輕則芩連葛根，重則硝黃石膏之主張。用輕劑病不解，入營入血，動風發痙，而仍曰：病屬上焦，初用辛涼宣其肺，終用芳香開心竅，有是證，用是藥，治未嚐誤。此正犯病中治上，撤熱被動之誤。乃後人既不解葉氏慎苦寒，是為邪熱在肺，故主用桑葉、薄，桔之類宣散之以解鬱熱；又不解陸氏之激言，是為砭時醫肺胃不分，初起概用肺藥之弊而發，故力倡用葛根、芩、連之類清透以祛胃熱，乃終至從陸氏之抨擊葉吳學說中，得出益可證葉派這一治療學思想科學性之認識，則誠非陸氏生前之所能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