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黃元斌交代的作案過程，和我們案情分析時的推斷完全相符。
一月一日上午，他騎車路過死者門前的小路，看到死者在外麵掛曬剛洗的內衣，他為死者白皙的皮膚所吸引，便下車拐進了場上，假說自行車鏈條脫落，需要借用一把螺絲刀，和死者搭訕起來。言談中得知死者丈夫也在外地打工，家中就是死者一個人居住，遂心生了歹意。
一月二日晚上，先到家北端路旁一家裁縫鋪裏，拉開窗戶，偷了一把剪刀揣在懷裏，走向死者住處。到死者家時夜色已深，周圍的住戶已沒有燈光。他戴上手套，擠碎東房氣窗玻璃，打開氣窗，鑽進室內。見死者熟睡，就脫掉外衣，掀開被子，想鑽進被內。不料死者驚醒，大呼捉賊，他急忙捂著死者的嘴巴，掏出剪刀威脅。但死者亂蹬亂踢，掙紮著呼救，慌亂中他用剪刀向死者頭部紮去，並用手緊緊卡住了死者的脖子，直到死者沒有了聲息。隨後他在木箱上摸到一塊折疊著的布，覆蓋在死者的頭上，拉下褲子，實施了*。然後，拿起窗前桌旁一根木棒，將窗簾挑緊蓋嚴，拉開了房內的電燈。打開櫥門，見裏麵裝的都是衣服，就轉到床後，看到牆上有一處沒有封嚴的小洞，伸手進去，摸到一隻小小的鐵皮筒罐，打開一看，是三枚銀元，就隨手裝在口袋裏。轉出來後，用被子把死者蓋好，拉滅了電燈，從中屋房間出來時，順手將櫃上的收錄機拎起，走出大門回了家。
回家後，他將收錄機和剪刀、手套裝進旅行包，準備第二天離家去蘇州建築工地打工。在張王港至沙洲港的客輪上，想到這些東西不能久留，雖對丟掉收錄機心生不舍，但為了毀贓滅跡，仍悄悄將裝著收錄機、剪刀等物品的旅行包丟棄在長江裏。
到沙洲港後，在嫁到這裏的姐姐家吃了晚飯，把三枚銀元交給姐姐保管，第二天一早，乘班車去了蘇州。
我在作以上述說時，歸納得很簡明順暢，其實，黃元斌在交代時卻並非如此。他每說一句話便停了下來，思考的時間多於說話的時間，如果沒有追問，他便不再言語。例如談到鐵皮罐子的事，他和馮忠便有以下一段對話，這也是在以後引起歧義的一段對話：
黃說：“我打開了衣櫥，裏麵盡是被單和衣服，沒有值錢的東西。”
馮問：“後來呢？”
黃說：“後來我轉到床後。”
馮問：“轉到床後幹什麽？”
黃說：“看看有沒有值錢的東西。”
馮問：“看到了沒有？”
黃說：“看到後牆壁下有一個小洞。”
馮問：“什麽樣的小洞？”
黃說：“可能是砌牆時故意留下來的，一塊磚大小，用一塊小木板擋著。”
馮問：“這裏麵有值錢的東西嗎？”
黃說：“這裏有一個小圓鐵罐”
馮問：“你怎麽知道的？”
黃說：“我用手摸的”
馮問：“罐子裏有什麽？”
黃說：“沒有什麽。”
馮問：“沒有什麽？沒有什麽還講那麽多廢話。”
黃說：“是你們要我講的。”（事後我們才知道黃元斌在交代過程中按下了不少這樣的釘子，令與犯罪分子打了一輩子交道、經驗老到的馮忠也始料不及。）
馮問：“你想想，罐子裏有什麽？”
黃說：“有錢。”
馮問：“有多少錢？”
黃說：“很少幾個錢。”
馮問：“很少是多少錢？”
黃說：“五塊錢。”
馮問：“是五塊錢嗎？”
黃說：“是一塊錢。”
馮問：“罐子裏隻有一塊錢？”
黃說：“哦，我想起來了，是三塊錢。”
馮問：“什麽樣的錢？”
黃說：“普通的那一種。”
馮問：“普通的一種是什麽錢，是這樣的錢嗎？”說著從口袋裏一把掏出幾張人民幣來，幾枚硬幣漏掉在桌麵上。
黃說：“是硬幣。”
馮問：“這樣的硬幣要藏在牆洞的罐子裏？”
黃說：“是的。”
馮問：“把這樣的硬幣藏在罐子裏這有什麽意義？”
黃說：“是銀元，我說的硬幣是指以前的硬幣。銀元不是硬幣嗎？”
在黃元斌交代認罪後，我們抽取了他的血液，做了血型檢驗，結果表明，與死者身體中提取的男性分泌物血型相同。
在對黃元斌居住地實施搜查時，搜查人員發現黃元斌的家中確實非常貧困，除黃元斌房間裏有一台沒有外殼，用**的銅絲連接著兩隻喇叭、勉強能發出聲音的錄音機外，再沒有看到一件帶有現代文明的家用電器。
案件似乎就這樣破獲了。盡管我們獲取的物質性證據不足，作案工具和偷竊的收錄機等物，已丟入長江，無法搜尋，但黃元斌交代的作案過程，不是作案人，是無法知曉的。況且，黃元斌在案後第二天就離開了家鄉，即使出於好奇，想要打聽偵查情況，也沒有了機會。更不用說我們對通過現場痕跡推斷的作案過程以及作案工具等作過嚴格的保密保護了。
我們決定迅速派人去沙洲港找黃元斌的姐姐調查取證，如能取回那三枚被竊的銀元，此案的證據就能互為印證了。另一方麵，要求審查人員加緊審訊，強化細節，固定口供。
但是，以後的幾天，意外的情況相繼出現。
黃元斌翻供；
黃元斌的姐姐拒不承認見到過三枚銀元；
黃元斌家北向的路邊幾家縫紉店未發現剪刀丟失。
為了進一步查明事實，我們商量決定，將涉嫌故意殺人的黃元斌刑事拘留；將涉嫌包庇的黃元斌的姐姐、姐夫收容審查；擴大範圍調查縫紉店有無剪刀失竊的情況以及五金商店近期銷售剪刀的情況。
為了加深直觀感受，張武、陳玉林和我準備在對黃元斌刑拘前，再參加一次審訊。其時，郭笑大隊長也從江口趕來，我們幾個人一起走進了審訊室。
審訊仍然由薛明春和馮忠為主提問。
“黃元斌，這兩天考慮得怎麽樣？”
“我對不起你們，我沒有作這個案子，是我欺騙了你們。由於我的欺騙，使你們浪費了很多寶貴時間，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遙法外，我有罪。”
“那你開始為什麽要主動交代？”
“我被你們弄回來，我知道不交代也過不了關。再說，共產黨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我想，你們這麽多精明的公安人員，總不至於會相信我的假話吧。”
聽著黃元斌句句話帶機鋒，郭笑大隊長不免有點生氣，他大聲喝問：“你說，你交代的作案過程是怎麽回事？”
“是我聽到別人說的。”
“聽到誰說的？”
“不認識，聽到他們東一句西一句在講。”
“在什麽地方聽到的？”
“想不起來了，反正這是真的。”
“你為什麽交代得如此連貫？”
“你們問的。在問話中，我一直觀察著你們的神色，我回答後你們不再追問，我就知道答對了。”
“你去蘇州明明是三號，為什麽要說成是二號呢？”
“我平時遊手好閑，鄉鄰們對我印象不太好，我說是二號就離家了，是為了減少麻煩。”
“那三枚銀元是怎麽回事？”
“是那位老同誌掏錢時，有幾枚硬幣掉在桌上，我聯想起來，銀元也是硬幣。”
“中國曆史上最早的硬幣是貝殼、銅板，你為什麽不說是貝殼、銅板？”
“我……我不知道銅板也是硬幣。”
從黃元斌輕佻的神態和回話的機巧裏，我們感覺到這是一個頗有心計，不易對付的家夥。他兼有小聰明加無賴的雙重習性，在強大的壓力下，雖有緊張，但絕不慌亂，說話不少，但多是謀而後動。對這樣的對手，審訊人員不僅要鬥勇，更重要的是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