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吏治之本

2000年我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反腐敗的政策建議：一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司法體係，調查和懲辦腐敗的官員；二是要縮小政府部門的控製範圍，減少其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從而降低官員利用職權尋租的能力。我這學期在清華大學給學生講授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時，忽然悟到上述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整頓吏治首先要從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入手。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借他的老師蘇格拉底之口，用一個洞穴的比喻說明教育的重要性。他將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關在洞穴裏的囚徒，他們隻能朝前麵看，因為他們是被鎖著的；他們的背後燃燒著一堆火，他們的麵前是一座牆，在他們與牆之間什麽東西都沒有；他們所看見的隻有他們自己和他們背後的東西的影子，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牆上來的。他們不可避免地把這些影子看成是真實的，而對於造成這些影子的東西卻毫無認識。當其中一個人離開洞穴，看到了太陽光下的天地萬物，才明白他此前一直是被影像所欺騙的。如果他是一個有公平心和責任感的人，就不會停留在洞穴之外獨自享受美好的景色，他會回到洞穴裏去，回到他從前的囚徒同伴那裏，把真理傳授給他們。但是，他想說服他們是很困難的，因為再次回到黑暗之中，剛開始他的眼睛很不適應，看到的影子還不如別人眼裏的那麽清楚，於是在別人看起來他仿佛比去到外麵世界以前還要愚蠢，他們可能會說傻瓜才會到洞外去。但當他的眼睛再次適應了黑暗的環境，他就一定能比別人看得清楚一萬倍，因為他已認識了世界的真實麵貌。

柏拉圖這段寓言說明了通過受教育認識真理的重要性，以及受教育者獲得真知之後應當回到現實生活中去，和那些從不曾見過真理陽光的人生活在一起，承受他們的誤解和嘲笑，幫助消除他們的蒙昧。柏拉圖認為國家應當由熱愛智慧、認識真理的人去管理。這就是他著名的“哲學王”觀點（在希臘文中“哲學”即熱愛智慧、追求真理的意思，它幾乎包含了當時人類全部的知識領域，而非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狹義的哲學）。柏拉圖之所以如此斷言，是因為他認為治國者不僅應當有處理國事的智慧，應當是最善於管理國家的人，同時他們還應擁有其他的榮譽，擁有不同於從政的另一種更好的生活（who　at　the　same　time　have　other　honors　and　another　and　a　better　life　than　that　of　politics），這樣他們才不會為權力而鉤心鬥角。而追求真理的生活正是這種更美好的生活。由於認識真理的人有著比從政更高的追求，他們就不會以謀求權力為樂，他們犧牲個人生活去從政的目的也隻能是“為人民服務”。

柏拉圖的學生，古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裏士多德在他的《倫理學》中用嚴密的邏輯說明了學習知識、追求真理的生活的確是比追求權力更幸福的生活。亞裏士多德首先闡明什麽才是真正的幸福。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同意幸福並不等同於快樂，但許多人會認為金錢、權力、榮譽就是幸福。亞裏士多德卻不讚同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幸福一定是終極的目的，當追求幸福的時候，人們不帶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隻是為了幸福本身。而在追求金錢、權力、榮譽的時候，人們卻不僅是為了這些目標本身，同時還會帶有其他目的，因此這些都不是人生的終極目標。他以榮譽為例，首先說明榮譽是他人給予的，自己不能完全掌控。其次，我們熱愛榮譽是由於榮譽象征著傑出。但一個傑出的人在熟睡甚至被折磨的時候也是傑出的，因而傑出也不應該是我們奮鬥的終極目標，也不是真正的幸福。

亞裏士多德進一步論證說，戰爭、政治或任何實際的功業都不是真正的幸福。我們發動戰爭是為了取得和平，我們忙碌是為了休閑。那麽什麽才是真正的幸福呢？亞裏士多德認為幸福最重要的是要體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屬性，而人與其他動物最大的不同在於擁有自己的理性，理性（有甚於任何別的東西）就是人。因此，他得出了運用理性去認識真理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的結論（A　life　guided　by　intelligence　is　the　best　and　most　pleasant　for　man）。

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與他的《政治學》是緊密相關的。前者講治國者的品格素質，後者講治國之術。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認為培訓合格的治國者要從品格教育入手，這一觀點與儒家士大夫所信奉的“治國平天下”要從“修身齊家”做起的道理相通。柏拉圖關於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合格的治國者的思想與孔子“學而優則仕”的說法也不謀而合。雖然孔子說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他似乎仍沒有講清楚“學”與“仕”的關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則很明確地指出，“學”不僅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學”本身就是比“仕”更美好的生活，而且是真正幸福的生活。入仕是一種為了大眾利益犧牲個人幸福的高尚行為。因此亞裏士多德堅持認為政治主要是有關“正直和高尚”的事業。幾年前我在北京的一個晚宴上見到美國的老布什總統，向他請教對從政生涯的看法，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Politics　is　noble”（政治是高尚的）。看來他同美國的國父們一樣深受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

對於“學”與“仕”關係的不同認識會導致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現實生活中，許多人僅以“學”為手段、為敲門磚。他們視“仕”為最後的目的，視獲取權力及權力帶來的名望、地位、金錢等為最大的幸福。在這樣的幸福觀支配下，他們必定爭權奪利，為獲取和鞏固權力不擇手段。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他們往往濫用權力。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其結果將是“既破壞了國家，也毀滅了自己”。

由此可見，解決吏治問題的根本在於幫助官員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由於人們的人生觀主要是在青少年時期形成的，所以吏治教育必須從學校入手，從幫助青年學生——國家未來的領導者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幸福觀入手。我們的學校應當培養理性思考、追求真理的人，培養以終身學習為幸福的人，培養勇於犧牲自我為人民服務的人。唯有如此，我們的其他吏治手段，如高薪養廉、黨紀國法，才有思想基礎，才能真正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