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國的佛羅倫薩？

“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素有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其光芒似乎正變得黯淡。房價飛漲、大氣汙染、貧富分化等導致社會矛盾加深、政治衝突激化，其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受到上海的挑戰。人們不禁擔心香港的未來。

1995年我從美國移居香港，目睹了香港回歸祖國前後的變化。後來我也參與了香港特區政府的一些工作。董建華先生任特首時我是特區政府經濟就業谘詢委員會成員，最近又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擔任顧問。雖然香港發展麵臨不少難關，但隨著對香港了解的加深，我卻對香港的未來抱有了更多的期望和更大的信心。

香港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地方，是一個移民社會。一代一代的中國人從內地來到香港創業，他們中的一些人成就了舉世矚目的商業奇跡。同時有許多外國人來香港打拚，創建了像匯豐銀行這樣的世界級金融機構。香港也孕育了許多政治領袖：孫中山在香港求學；周恩來在南昌起義失敗後退居香港；一些著名愛國民主人士1949年從香港北上，與共產黨的領袖們共商建國大業；越南共產黨的領袖胡誌明曾以香港為基地，領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中國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則因出生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九龍而得名。

香港對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開放作出了獨特的重大貢獻。香港是連接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橋梁，同時香港本地的資金和人才也在源源不斷地進入內地。內地幾乎所有省份的主要領導都曾率代表團到香港招商引資、廣交朋友。香港人的敬業精神和香港企業的商業運作模式對內地企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示範作用。香港的文化時尚更是風靡內地。

然而，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香港經濟狀況開始惡化，香港甚至要依靠內地“窮兄弟”的幫助渡過經濟難關。同時香港的社會矛盾也更充分地顯露出來。隨著中央政府承諾的2017年實行普選特首期限的臨近，各種政治勢力也在民主的旗號下展開了角力，使社會衝突更加尖銳。而麵對大批從內地擁入香港搶購名牌商品和天價豪宅的大陸新富豪，香港人的物質優越感亦在減退。內地的勃勃商機又吸引了大批專業人士，包括外國人北上淘金。若非香港遠低於內地的個人收入稅率，許多現居香港的金融人才極可能選擇去北京、上海居住，使香港失去引以為傲的人才優勢。

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香港相比於內地省市的最大優勢是其“一國兩製”的製度。香港一方麵在經濟上充分得益於“一國”，得益於中國內地這一世界上最具增長潛力的巨大市場；另一方麵又得益於“兩製”，可以充分吸收全世界先進文明的精華，在這片中國的土地上“洋為中用、推陳出新”。

香港並不是中國的一個省份，而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最近我和香港中央政策組成員拜訪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時，有人向公署的領導提出一個問題：特派員公署與特區政府是什麽關係？他回答說：在英國統治時期香港是殖民地，倫敦和香港是君臣關係。而今天的香港是中國的特區，特派員公署和香港特區政府是合作關係。這表明香港回歸祖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自治權力，這為香港未來的發展，包括文化、政治的建設提供了曆史性的機遇。

香港這種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很容易讓人想起15世紀時意大利境內兩個著名的城邦：佛羅倫薩與威尼斯。這兩座城市當時都有獨立的政府和司法體係，經過工業的組織、商業的拓展及金融家的經營，二者都成了當時意大利和歐洲經濟及金融最發達的地方，恰似今日香港在中國和亞洲的地位。有趣的是，在佛羅倫薩發生了改變現代世界的文藝複興，出現了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馬基雅維利等文化思想巨人，而威尼斯卻幾乎對文藝複興毫無貢獻。二者的對比也許可以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和香港一樣，這兩個城邦國都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而財富是所有文明的基礎，是產生文藝複興的必要條件。正如獲得普利策獎的美國作家威爾·杜蘭特在他的著作《曆史中的英雄們》（Heroes　of　History）中所言：“直到財富的積累能滿足人們物質上的需要，能讓他們收買議院、政府和情婦。在這些需要之餘，他們便會聘請米開朗基羅或提香，把金錢轉化成‘美’使自己的財產帶著藝術的芳香。”但是，“那個時代的威尼斯人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費在追求財富和快樂上，而佛羅倫薩人也許是被半民主政體的狂熱所刺激，發展出了敏銳的思想和智慧，以及一切藝術的技巧……在這座城市中，黨派之間的鬥爭提升了對生活和思想的熱度”。英國哲學家羅素也注意到“文藝複興時期的政治條件利於個人發展，卻非穩定。也像在古希臘一樣，不穩定和個性表露是密切相連的。穩定的社會製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想出來的一切穩定製度都妨害了藝術上或才智上的特殊價值的發展”。

曆史往往是驚人的相似。讀著這樣的描述和分析，我們難道不會從今日香港的社會政治衝突和矛盾中看到未來香港的希望之光嗎？難道不會覺得過去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香港更像威尼斯？而今天在“一國兩製”條件下、在社會矛盾衝突中走向民主的香港卻有可能成為中國的佛羅倫薩？香港得天獨厚的政治、經濟、法製條件是內地任何省份無法比擬的。過去的香港是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楷模，今後的香港則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改革和文化複興的先鋒。

佛羅倫薩的輝煌成功首先得益於經濟精英的推動。該城中“敵對的家族不僅僅在追求權勢方麵競爭，也互相攀比著讚助藝術的發展”，其中最傑出的是大銀行家梅第奇（Medici）家族。從科西莫·梅第奇到洛倫佐·梅第奇，該家族的主人慷慨資助了很多學者、藝術家、詩人和哲學家。科西莫建立了柏拉圖學院，洛倫佐則自己動手寫作精彩的詩篇。

梅第奇家族的故事使我對香港的富豪們抱有了希望。香港的繁榮和發展不能僅依靠特區政府官員的遠見卓識或勤勉工作，富有的家族對推動香港的發展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梅第奇們相比，香港富豪們並不缺金錢，但也許缺乏遠見、責任和勇氣。希望有一天他們不僅可以因為躋身世界富豪榜令人羨慕，而且可以像洛倫佐一樣自豪地說：“我已為國家的繁榮作出了貢獻。這個國家的繁榮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強大的國家相媲美。”

如果說在文化發展方麵富豪們義不容辭，香港政治民主的發展則有賴於全體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香港的思想精英們不一定要成為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理論家，卻應腳踏實地努力成為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式的政治民主製度設計者，將古今中外的優秀民主政治理論與內地和香港的現實相結合，設計出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香港政治民主體係。

香港會成為中國的佛羅倫薩，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先鋒嗎？對這一曆史的景象我滿懷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