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們·曆史

近日讀到美國現代女詩人艾德裏安娜·裏奇（Adrienne　Rich）的一首小詩In　those　years（《在那段歲月》）：

In　those　years,　people　will　say,　we　lost　track

Of　the　meaning　of　we,　of　you

We　found　ourselves

Reduced　to　I

And　the　whole　thing　become

Silly,　ironic,　terrible:

We　were　trying　to　live　a　personal　life

And,　yes,　that　was　the　only　life

We　could　bear　witness　to

But　the　great　dark　birds　of　history　screamed　and　plunged

Into　our　personal　weather

They　were　headed　somewhere　else　but　their　beaks　and　pinions　drove

Along　the　shore,　through　the　rages　of　fog

Where　we　stood,　saying　I

在那段歲月，人們會說，我們遺忘了

我們或你們的涵義

我們發現自己

已還原成隻有我

並且所有的一切變得

愚笨，可笑，而又可怕

我們嚐試過一種個人的生活

並且，是的，那是唯一的生活

我們所能夠見證

但是曆史的大黑鳥卻尖叫著闖進

我們個人的境遇中

它們飛往他方，但是它們的嘴和翅膀卻疾馳過

海岸，穿越雲霧的盛怒

而我們站立於此，說著我

裏奇是美國20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女權主義者。這首詩表達了她對女性喪失對社會的關注而僅將目光局限於“小我”的擔憂。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女權主義運動如火如荼開展的時代，婦女為自己的權益奔走、抗爭，也取得了不少成績。可是當風雲逐漸消散，許多婦女漸漸忘卻了自己的處境來之不易，忘卻了那些抗爭的曆史；她們專注於安逸的生活，腦海中隻有“我”，忘卻了“我”處於一個更大的社會，忘卻了自己肩負的曆史責任。

我不禁聯想到另外一位傑出的女性，法國思想家西蒙·波伏娃。她在女權主義的聖經《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早就提出了與裏奇非常相似的觀點。她不僅論述了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更從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等方麵分析了女性未能做出本該做出的成就的原因：經曆的限製使她們無法胸懷整個世界。談到廣闊的生活視野對男性成就偉業的積極影響，她講述了T.E.Lawrence不平凡的人生經曆：這位因支持阿拉伯國家獨立解放運動而被稱作“阿拉伯的勞倫斯”的英國軍人，18歲時騎自行車環遊法國。當他踏遍廣闊的大好河山，在強烈的感官衝擊下，心中自然湧起一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強烈使命感。而深居閨中的女性沒有機會經曆這種探險，更多的是局限在一個“小我”和“小家”之中，自然失去了創造宏圖偉業的抱負以及可能。

我無意在此討論女權主義，但我認為無論是裏奇的小詩還是波伏娃的雄文都不僅可以是對女性的警醒，也可以是對所有現代人——男人和女人——的共同鞭策：當我們審視自己的內心，我們心中是否真正裝有個人之外的家、國、天下？當我們放眼當今社會，是否發現“個人主義”已經將“集體主義”、“利他主義”擠向了一個無人問津的黑暗角落？當我們縱觀人類曆史，是否還記得列寧的那句名言，“忘記曆史就意味著背叛”？

當今中國社會麵臨的三大問題——環境汙染、貧富分化和貪汙腐敗，成因多種多樣。但追根溯源，集體意識的喪失、自我的過分膨脹、曆史責任感的缺失，無一不是隱藏在其他表象下的深層原因。

環境保護是世界性的問題。伴隨著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人類的生存環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叫“外部性”（externality），指由於市場活動而給無辜的第三方造成的成本，這些成本沒有被行為人納入自己的效用函數，卻給社會、給他人帶來了負擔。“外部性”就是小我觀念的經濟學描述。如果人類在進行汙染排放時考慮到了自己的舉動給地球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造成的影響，當人類在肆意揮霍資源時考慮到了子孫後代的生存狀況，還會那樣的肆無忌憚麽？大到人類社會和國家，小到每個家庭和個人，如果都能跳出“小我”的圈子，更多地考慮“我們”、“你們”和“他們”的利益，跳出“現在、而今、眼下”的短視，更多地關注人類未來的共同命運，我們就一定會擁有一個更美好的地球。

貧富分化也是關乎社會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命題。著名的哈佛大學哲學教授John　Rawls提出了“初始社會”（initial　state）的概念，即設想讓社會回到所有人都一無所有，而且尚未確立社會分配原則前的初始狀態，大家共同製定資源分配原則和法律法規。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達成的共識，一定會剔除一己私利的影響，而充分考慮社會公平和效率的最優。可是曆史不能假設，在現實社會中，分配規則已經製定，人們已經有了貧窮、富有之分，強勢、弱勢之別。如果既得利益者能換位思考，將心比心，更多地設想處於“初始社會”中的“我們”而不僅僅是眼下的“我”，那麽怎麽會不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的福祉？怎麽會不竭盡所能，從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各個層麵為推動社會平等、縮小貧富差距而貢獻力量？

從根本上說，導致官員們貪汙腐敗的根本原因也是一個“私”字。相信每個受到**的官員，腦海中也一定曾經浮現過“我們”的字眼，但在走向懸崖的那一瞬間，“我”的呼聲淹沒了“我們”，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得不承認，人是矛盾的動物，內心裏總是有“我”和“我們”兩種聲音此消彼長，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共存。而且，當我們思忖為他人、為社會作貢獻時，行動上也可能是利己主義占了上風；當我們發出利他的聲音時，背後也可能有強烈的利己動機：每天，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訴說著對環境問題的擔憂，可是否這其中每個人都是出於對後人的關懷？每天，人們因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而憤憤不平，可正是這些憤憤不平的人，卻也在以合法甚至非法的手段追求更多的財富。每天，人們因貪汙腐敗的橫行而近乎絕望，可是那些貪汙腐敗的人，當年又有多少人沒經曆過這種絕望？人們總是抱怨，宣泄，可抱怨宣泄的背後隱藏的並不都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不斷追求，而時常隻是一種羨慕和嫉妒。許多人就是這樣的可笑，永遠都在努力成為自己憎恨的對象。

性惡論者也許會說這是人性使然：由於人的本性是缺乏安全感的，隻有當“我”得到了充分的滿足，才會去想到“我們”，然而人的本性又是貪婪的，“我”永遠無法得到徹底的滿足，這便成為了一個永恒的無解題。但我始終相信，正如物種不斷進化一樣，人性也是進化的。人並不擁有一個永遠得不到滿足的“我”，隨著“我”的所得越來越多，相應的邊際效用越來越少，更大更長久的愉悅感當來自對“我們”共同幸福的追求。

明年我的母校清華大學將迎來百年校慶。清華自建校起，就肩負著報效國家的責任，承載著振興中華的使命。一個世紀以來，每一次民族國家危難之時，都會有大批清華人挺身而出，成為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在國家建設的第一線，也總能看到清華人忙碌的身影，從兩彈一星的元勳，到卓越的治國領袖；從兢兢業業的學術大師，到叱吒風雲的企業管理者，清華人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奉獻自己的青春和才華。清華的優良傳統熏陶了一代一代清華人，可是今天，每個畢業生或許都該捫心自問，自己是否還真正擁有清華人引以為傲的這些精神資本？多少學子曾遠渡重洋，以期學成之後報效祖國，可是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回歸，而多少人又最終安於大洋彼岸一份富足、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在進行職業選擇時，我們是不是更多地考慮了個人得失，而把對國家、人民的責任擺在了次要地位？

老學長朱鎔基曾勉勵清華學子：“牢記百年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必有大用於民族、國家。”社會的期待對清華學子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無論歲月流逝，無論時空變換，清華人都不能忘了這一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