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邵斌

邵斌老師是清華經濟管理學院前身經濟管理係的創始人之一，建係時任係黨總支書記，1984年建院後又先後擔任學院的黨委副書記、書記。我1981年入學時，經管係隻有幾十名學生，邵老師和每一個學生都很熟悉，和大家開大會小會，並經常找同學個別談心。我相信時至今日經管學院前幾屆的學生都清楚記得邵老師和藹可親的音容笑貌。

邵老師在我身上也傾注了很多的心血。1981年夏天他帶領我們班到北京的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實習。我們一邊在首鋼、燕山石化、清河毛紡廠和一家電視機廠學習生產流程，一邊寫學年思想總結。我記得自己寫了一篇關於學習方法的文章，對美國和前蘇聯不同的教育方法進行了比較，結合中國的情況，談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我們一同實習的邵老師注意到了這篇文章，找我單獨談話。從那之後，邵老師和我談心的次數就多起來了。第二學年一開學，係裏就任命我為係團總支副書記，對此同學們都很吃驚。

由於我小時候學過繪畫，大一時擔任班團支部宣傳委員，我們的班刊都是我用蠟紙刻寫，用最簡陋的油印機自己印製的（後來我得知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替黨組織幹過同樣的工作，就給人開玩笑說這是我們四川人的專長）。除此之外，我不太關心班裏的事。讀書之餘，經常去別的學校找老鄉玩，同時又為追求不到我後來的妻子而煩惱。在同學心中，我大概是一位很有幾分玩世不恭的人，忽然被係黨總支委以重任，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

邵老師卻對我充滿了信心。他三天兩頭把我叫到家裏去談心，幾乎沒談什麽具體的工作，主要講做人的道理。邵老師擔任過清華大學原校長蔣南翔的秘書，“文革”中曾因此受到殘酷迫害。豐富的人生經曆使他的談話充滿了睿智，更令我驚訝的是他完全沒有官僚氣。他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滿了溫暖和關愛，他的談話妙趣橫生，縱橫古今，既有共產主義的理論，又有中國文化的哲理。和他談話不僅是受教育，簡直就是一種精神享受。每次談話結束，我都盼著盡快再次和邵老師見麵。他和我談“英雄主義”，他說曆史的發展造就英雄，也需要英雄的推動。他注意到我身上有一種英雄主義情結，對我分析說，這是由於我從小家庭環境差，受人歧視，從而自發產生的一種想出人頭地的個人英雄主義，而我們黨、我們國家需要的是以天下為己任的集體英雄主義。同時，邵老師又鼓勵我要保持自己的個性。他認為共產黨人不應當千口一言，千首一麵，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要有自己的個性。他說如果沒有老一輩革命家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概和特立獨行的個性，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魯迅所說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正是共產黨人鮮明個性的寫照。講到興奮之處，邵老師會站起來在他的鬥室之內走動著說話。記得他給我談到不僅要有遠大理想，還要腳踏實地，欲速則不達的道理時，就踮起他的腳尖，講“跂不立”，邁出大步，談“跨不行”。我的心靈被慢慢地淨化了，我的理想也逐漸崇高起來，於是我鄭重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1984年，經管學院正式成立，我成為學院成立後發展的第一批學生黨員之一，入黨宣誓儀式在工字廳內的校黨委會議室舉行。邵老師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出席了這一會議，講了不少勉勵的話，鼓勵我繼續進步。

入黨不久，我就闖“禍”了。我當時讀到培根“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名言，就約了班上李勇、林鋼和王柱三位同學騎自行車下江南，遊覽祖國的壯麗河山。因為沒錢買新自行車（平時在校園代步用的自行車太破了，長途騎行一定散架），就靈機一動給十幾家自行車廠寫信，自薦給他們當推銷員，騎車下江南打廣告（當時國內還沒有商業廣告，我們是從書本上得知西方企業的這種營銷方式）。我們在幾家答應為我們提供自行車的廠家中選定了鞍山自行車廠，臨行前騎著該廠的“梅花”牌自行車，穿著印有“北京—上海—鞍山，全程2500公裏”廣告字樣的藍色運動服，到天安門廣場攝影留念。不想這違反了天安門廣場禁止騎行的規定，被武警扣留在派出所，放我一人回清華求救。我惴惴不安地敲開了邵老師家的門，準備接受一通嚴厲的批評。沒想到邵老師聽我講述完事情的經過後，反安慰我不要著急，還開玩笑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然後馬上帶我去見校保衛部部長，請他給武警總部打電話，要求對方放人。很快，我就拿著學校的證明信到天安門派出所接回了三位同學。

學院剛成立，院黨委就提名我出任院團委書記。在清華的曆史上，各係團總支書記都是由專職團幹部擔任，從未有在校本科生擔任團委書記。我當時讀大四，卻很榮幸地成為了經管學院第一位團委書記。若幹年後我才知道，邵老師為了此事專門將我的情況寫了厚厚的書麵材料向校黨委匯報。在清華學習、工作“雙肩挑”的鍛煉使我受益終身。2001年我出任中國當時最大的投資銀行中銀國際總裁，完全沒有擔任國企領導的經驗，大家都為我捏一把汗。結果我領導中銀國際成功實現了投行業務和公司治理機製的全麵轉型，即是得益於我在清華擔任團委書記的經驗。

1986年我由學院選派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第一年我就取得了全A的成績，並成為該校曆史上第一位獲得“加州大學校董會獎學金”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比較輕鬆地獲得優異的成績反而讓我迷惑，擔心該校的教學標準不夠高，於是萌發了轉學的念頭。1987年暑假我回國完婚，途經北京時專門去拜會邵老師，向他匯報在美國學習生活的情況，同時說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一方麵想去更好的大學學習，取回“真經”；另一方麵又擔心這樣會推遲我回國服務的時間。邵老師當即向我建議：如果要轉學，就去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少數幾所最頂尖的名校，否則就盡快在戴維斯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效力。我當即下定了決心，回到美國後就申請轉學。

一年之後我如願以償地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先後在該校城市規劃係和經濟係攻讀博士課程，1993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按照慣例，學生要在自己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寫下一篇感謝的話，感謝對自己影響和幫助最大的人。我頭腦中出現的第一個人就是邵斌老師，於是我鄭重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首先感謝我在清華大學的導師邵斌老師，他將中國的傳統價值觀注入了我的心靈。”論文的正本永久保存在麻省理工學院圖書館。這也許是美國大學圖書館保存的唯一一份向一名中國共產黨的黨委書記致謝的博士論文。

我離開清華二十五年了，走了很遠的路，但無論何時何地我都銘記著邵老師的教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清華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