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隨緣尋勝境(2)

采訪者：你認為外資需要多長時間能真正進入中國的大眾傳媒？

崔恩卿：我估計這個過程還相當漫長，但是不意味著不能進入那些邊緣媒體和小的媒體。外資一旦進入，投資方必定左右你的經營，不能左右你的經營，他的投資就沒有意義。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左右經營一般來講是個經營權問題，利大於弊，其利在於可以推動報紙市場化，而絕不是掌控報紙的內容製作，搞新聞自由化。

采訪者：企業發展需要良好的環境，你認為中國目前傳媒產業的生態環境如何？它最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哪裏？

崔恩卿：我從事報業以來，2003年春季首次聽到高層領導講報業發展問題，核心是“三貼近”，這是報界的春風。盡管推進相當難，但會像雨後春筍一樣，時機到了，氣候到了，不可阻擋。但媒介作為黨的喉舌的本質，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是中國的國情，主張“新聞自由化”的激進行為必然導致混亂。中國是個大國，我主張“報業市場化”，是把大眾傳媒作為信息載體，進入經營領域，能夠自我生存自我發展，解決生存危機。在經營層麵上，今後十年會有很大發展。特別是主流傳媒，今後十年會成為改革的主體。

采訪者：你如何看待報紙越來越厚？

崔恩卿：厚報是大趨勢。一是由報紙的媒介特性決定的，當代大眾傳媒本質上是“實用信息紙”，必然要承載足夠的實用信息，以體現服務功能；二是競爭的結果，要增加信息量，不加到一定的厚度不行；三是廣告的需求，主要取決於廣告和消費信息。但盲目加也不行，加厚意味著要加大成本，沒有一定的廣告市場，加厚就有可能虧本，就會自己把自己拖死，所以一定要適度。

采訪者：你如何看待網絡媒體？在新聞或廣告市場上，你是否感受到網絡媒體的壓力？

崔恩卿：我是個網盲，也不上網。但對網絡，我的直覺是，網絡的發展對傳統媒體是一種很大的激勵和促進。第一，信息來源增加了，眼界擴大了，傳統媒體的參照物更多了。第二，我們的信息如果不能夠更好、更及時地反映最快的新聞，那肯定就要落後了。同時，網絡媒體對傳統媒體也是一種補充和延伸。過去，傳統媒體地域性強，但穿透力不足，主要靠其他傳媒去鏈接，現在有網絡這個新渠道，信息發出後全世界各個角落都可以看到。兩者是幫手，而不是對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補、互助、互動的。在廣告市場上，網絡媒體還沒有形成與傳統媒體競爭的局麵。

采訪者：你最尊敬的一位新聞人是誰？你認為中國哪份報紙最棒？

崔恩卿：這個很難回答。新聞人的概念一般是指報業中寫新聞的。我基本上是做經營的，我是把報社作為一個經營實體來解決報社生存和報業發展問題，在解決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對好新聞的概念、標準基本上是相對淡化的。我主張評好新聞，但我們評出的好新聞與市場上暢銷的、老百姓認可的新聞不是一個概念。難怪有人說搶好新聞不如早出報紙，這都是相對的。所以，我對老一輩新一輩新聞人都沒法評價。報紙沒有好報壞報之分，隻有市場能不能接受之分，隻能看它的影響力。具有相對深度的報紙可能隻賣十萬份，很市民化的報紙可能賣三十萬份。我覺得，一張現代化的報紙包括黨報基本構成應該是A+B，A就是新聞信息，B就是服務信息，比例是3∶7。

采訪者：明年（2004年）你就六十歲，是退休的年齡了，如果《信報》還需要你留任社長，你會答應嗎？

崔恩卿：我與《信報》董事會已經簽了一個“賣身契”，是第一任社長、董事長，而且是法人代表，根據規定，一屆三年，我可能一時半會兒離不開。但我確實想“告老還鄉”，我回到家中幾乎每天都和家人說這句話。我這叫陰錯陽差續報緣，因為我現在還是市文聯黨組副書記，本來是兼社長，分管報紙，現在卻成了主辦者、操盤手。但是，畢竟是年齡不饒人，事業是青年人的，這是規律。

崔恩卿，男，河北滄縣人，1944年2月出生，196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附屬中學，197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係（一年製）進修班，1991年畢業於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經濟管理專業。曾任共青團石景山區區委書記、中共石景山區委辦公室副主任、共青團北京團市委常委。1983年至1996年，任北京青年報社社長、北京青年報業總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中國青年報刊協會副會長兼經營管理委員會主任。

2000年開始，任北京市文聯黨組副書記、副秘書長，北京娛樂信報社社長、北京信報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北京紅駿馬報刊發行有限公司董事長。

曾獲“全國報業經營管理先進工作者獎”，事跡收入《中國百名優秀企業家奮鬥史》，並被聘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兼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媒介管理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主持編輯“《北京青年報》現象研究叢書”《新聞衝擊波》、《北京青年報現象研究文集》、《我們嚐試了什麽》、《新聞周刊三級跳躍》、《產業化：青年報刊業發展的前景與挑戰》等，出版個人專著《報業經營論——北京青年報發展的軌跡》，主持編輯《北京娛樂信報》係列叢書《老實交代》等。

《北京青年報》開啟了中國報業經營化和報紙市場化的先河，而帶領大家第一個吃螃蟹的就是崔恩卿。這位“報界奇才”的可書之處還在於，不但沒有因“娃哈哈事件”與報界隔絕，而且再燃**，重續報緣，創造了一個難以拷貝的新聞奇跡。

專業報是追求行業權威，都市報是追求地域社會綜合影響力，綜合日報是一個規模，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邊緣報紙創造了報業經營論、報紙媒介論和大眾化、市場化、地域化的經驗。任何一種報紙想要靠市場力量運作，就必須符合這“兩論”“三化”。

報紙是綜合的，必須形成綜合的影響力才行。不像蓋樓，早晚都能賣出去。報紙不行，早晨上市有人搶，到了下午就成一堆廢紙。它的收益隻有靠影響力。

我們國家會編報的人多，但會管理報紙和經營報紙的人並不多。這就需要職業經理人。

網絡的發展對傳統媒體是一種很大的激勵和促進，也是一種補充和延伸。兩者是幫手，而不是對手，至少五至十年仍然是互補、互助、互動的。

一張現代化的報紙基本構成應該是“A+B”，A是新聞信息，B是服務信息，兩者比例是3∶7。

崔恩卿與報界有緣，在北京青年報社一幹就是十三年，之後盡管離開了報社，但仍是另一家報紙的分管領導，僅四年光景，他又進入報界，成為《北京娛樂信報》的創辦者、首任社長，而且是法人代表。他也格外崇尚“隨緣”，在給朋友的詩中寫道：“跋涉新聞路，九天雲鶴渡；隨緣尋勝境，妙在有無處。”他告訴我們，這首詩的題目叫《隨緣》。

前後在報界英勇搏殺將近二十年，他一直堅守著“事在人為”、“無為而治”、“團隊辦報”、“辦給大眾”的信條，的確隨緣找尋到了“勝境”。昔日，他在眾說紛紜中和“北青報人”一起製造了“北京青年報現象”，導演了“新聞衝擊波”，開辟了一條報紙市場化的新路，為中國報業經營論和媒介論奠定了基礎。今天，他又帶領“信報人”創造了“一個不可拷貝的新聞奇跡”，將一張周報改造成綜合性日報後，僅用兩年多的時間，《信報》的社會影響力就飛速提升，總資產達到一億多元，是創刊時的四十八倍；廣告收入成倍增長，2003年6月已“闖過天門”，月廣告刊出額超過四千萬元；報紙發行量最高達數十萬份，新辦公地址麵積將近四千五百平方米，是原有辦公地的四倍多。

首都報業，風起雲湧，《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晨報》“三足”鼎立，《信報》、《京華時報》“二馬”奔騰。在競爭如此激烈的市場上，能以這種裂變的速度迅猛發展，談何容易！

在接受采訪時，他稱自己是個好激動的人，我們倒覺得他是個很自信而又謙虛的人，無論是說到過去的輝煌，還是談及今天的燦爛，他都沒有顯露出絲毫的自滿和狂傲。他給自己的畫像是：豎子無謀，無以高求；心中有數，有所追求；揚長避短，風雨同舟；立而不折，胸有成竹。他說豎子無謀是真的，有所追求是在做事，胸有成竹比較牽強。他不承認自己有“北青報”情結，但我們從他的言談中卻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了他對“北青報”的那份獨特感情。

原定一個半小時的采訪，持續了三個多小時。采訪他，真可以說是一種享受，那詩化的語言脫口而出，出口成章。諸如“雨雨風風十度秋，陋船有幸泛中流，遊天戲海雲為伴，指點江山笑作酬”，“無為闖奇路，意在事業興，是非處處有，大可不必爭”，既朗朗上口，又發人深思。

現實中，傳媒往往宣傳別人積極，宣傳自己不力，常常總結別人熱情，總結自己不夠。崔恩卿卻不一樣，他不僅注重而且善於借口傳言、借筆立傳。臨別時，他還送給我們每人兩本書，一本是反映“北青報”發展軌跡的《報業經營論》，另一本就是從策劃到麵市隻用二十天、記錄《信報》絕處求勝五百天的《老實交代》。

（本書出版時，崔恩卿已從北京娛樂信報社社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據悉，香港某報業集團有意邀請其出任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