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資治通鑒》的編纂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屬山西)人。司馬光青少年讀書時，即喜愛讀史書，舉進士甲科後進入仕途，同時也就開始了他的修史活動，此項工作約經曆了四個時期。

從寶元元年(1038年)到嘉祐八年(1063年)是第一個時期，即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前的修史活動。司馬光中進士第，除奉禮郎、華州推官，為事親，改簽蘇州判官事。父母相繼去世，服喪五年，閉戶讀書，著《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龔君實論》、《河間獻王讚》及史評十八首。其中許多議論成了後來《資治通鑒》“臣光曰”的內容。因此，在這一階段，司馬光已經在寫《通鑒》的有關內容，可以看成《通鑒》編修的開始。

從治平元年(1064年)至治平四年(1067年)是第二時期，即司馬光全麵編製《資治通鑒》的準備時期。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司馬光服除、任武成軍判官。後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被舉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後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宮，修起居注，判禮部。立英宗有殊功，進知製誥，辭，改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

司馬光作《曆年圖》五卷，又作《通誌》八卷。《曆年圖》為上起戰國，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治平元年進，《通誌》八卷上起周威烈王，下迄秦二世三年，構成以後《通鑒》的前八卷內容。《資治通鑒》的架構已初步形成。

治平二年，司馬光為諫官、除龍圖閣直學士。次年，英宗命司馬光設局於崇文院，自行選擇協助修書的人員，編輯《曆代君臣事跡》。治平四年，神宗即位。三月，司馬光升翰林學士；十月，進讀《通誌》成，因其書是“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資治通鑒》，神宗親為製《序》，俾日進讀。

第三個時期由熙寧元年(1068年)至元豐八年(1085)年，為《資治通鑒》全書編撰時期。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在“理財之事”、“論祖宗之法”是否可變、“三司條例司置當否”、“青苗法利弊”等問題上，與王安石的意見相對立。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次年司馬光被拜為樞密副使，六上劄子，固辭。秋，以端明殿學幹知永興軍，徙許州，請改徙西京禦史台，“自是絕口不複論事”，專心於《資治通鑒》的編製。在洛陽居位15年，與反對變法的人士邵雍、呂海、範鎮等交遊密切。神宗晚年病得很厲害，但仍關心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事。全書在寫作過程中，神宗喜愛這部書，促使早日終篇，賜以穎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元豐七年(1087年)，這部名著《資治通鑒》結篇，加資政殿學士。

《資治通鑒》編修工作由司馬光和他的三個助手劉恕、劉攽、範祖禹共同完成的。劉恕字道原，筠州高安人，專門精讀史學，為司馬光賞識。修書的幾十年裏，凡史事較為複雜的，就委托給他。司馬光居洛期間，劉恕奏請身詣光修書事，許之。熙寧九年，劉恕行數千裏奔赴洛。由於勞累過度，病重，停留數月後而返回。未至家，其母去世。悲哀憂鬱導致癱瘓。病中以口授其子劉羲仲書寫。元豐元年九月，劉恕去世，享年四十七。自著有《十四紀年》、《通鑒外紀》等。

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劉攽與其兄劉敞及兄子劉奉世都是學識淵博、能潛研史學之士，人稱之為三劉。劉攽精通漢史，著有《東漢刊誤》等。

司馬光於治平年間得劉恕、劉攽為協修，熙寧三年，司馬光又乞差範祖禹同修《資治通鑒》。範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與劉恕、劉攽相比，範祖禹是最年輕的。範祖禹精通唐史，自己又著《唐鑒》，深明唐代三百年治亂興衰，為時人稱為“唐鑒公”。範祖禹在洛陽十五年，“在書局”專心協助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寫成後，被推薦為秘書省正字。

《資治通鑒》既是眾手修書，又是體現司馬光“一家之言”的成功之作。各個助手承擔《通鑒》編修的任務，曆來有不同的說法。胡三省、馬端臨、全祖望及近代學者意見大同小異。範祖禹擔任《通鑒》中唐史部份的編修工作。劉攽任漢代部份的內容的編修。劉恕為全局副手，他承擔的任務或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部份，也有的說是自南北朝至隋的長編，還有人認為是專修五代部份。或考訂劉恕擔任的工作前後有變化。司馬光參與全過程的修史工作，全書定稿“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司馬光對曆史的看法和範祖禹、劉恕的觀點也有差異，但《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完全貫徹司馬光的見解。所以說《資治通鑒》是眾手修書，又體現了司馬光“一家之言”的成功之作。

第四個時期是《資治通鑒》的刊刻問世階段。元祐七年(1092年)刻印畢立於學宮。《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史巨製，全書二百九十四卷，記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的曆史。《資治通鑒》編修的主旨在“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司馬光治史嚴謹，考辨材料的方法稱為考異法，這部史書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編纂史書是先編“叢目”，將收集的史料，按照年月順序，標明事目，翦粘排列。第二步編“長編”，整理叢目，考訂取舍，重加組織潤飾。最後是定稿。這給後人修史留下寶貴的編纂經驗。

《資治通鑒》問世後，編年體史書有了很大的發展。受到《通鑒》的影響，宋代的編年體史書重要的作品有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等。為《資治通鑒》作注釋和考辨的著作，重要的是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釋文辯誤》等。與《通鑒》有關的其它體裁史書，最重要的有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朱熹與他的學生完成《資治通鑒綱目》等。袁樞的《通鑒紀事本末》創造新的史書體載本末體，這在中國曆史編纂學發展史上是一件大事。《資治通鑒綱目》創綱目體裁編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