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荊襄流民起義

流民是指由於自然災害，或戰爭動亂等原因，生活無著落而到處流浪的人。早在漢末、兩晉時就曾經出現過流民問題。明代中期由於皇莊、官莊的廣泛建立，土地兼並的空前盛行以後，賦稅徭役的異常苛重，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無法負擔沉重的敲詐剝削。於是，為了逃避賦稅徭役的追要和地租的敲詐，許多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到處飄泊，成為流民。早在明初，在一些個別地區就已有流民存在。到英宗正統以後，流民幾乎遍及全國。加上不堪賦役而逃亡的工匠和士兵，使有些地區的人口逃亡超過一半，甚至達到十分之九。其中以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江蘇、湖廣、浙江、福建諸省，最為嚴重。據計，全國流民總數約達六百多萬，占總在籍人口的十分之一，流民問題成了明朝政府嚴重的社會問題。

地處湖廣、河南、陝西三省交界處的荊州、襄陽山區，至元朝末年，曾是紅巾軍的一個重要據點。明朝建立後，明太祖曾派大將鄧愈率軍在此剿滅了紅巾軍的餘部。從此，這裏便被列為全國最大的封禁山區。該地山穀厄塞，川險林深，有著廣闊的沃土，豐富的礦藏；且為三省交界、相互不管的地界，封建統治相當薄弱。所以，各地流民紛紛湧入此地，到成化初年，聚集流民已達150萬左右。他們砍草結棚，燒畬種地，自由自在，過著“既不當差，又不納糧”的生活。流民的大量聚集，時間一長破壞了當地的裏甲製度，打亂了封建的統治秩序，引起了明政府的極大恐慌和不安。於是，急忙下令，有的驅趕勒令回歸原籍，有的就地附籍，以“編甲互保”；隨後又頒布了嚴厲的法律規定，凡不肯回籍者，“主犯處死，戶下編發邊衛充軍”。在嚴格的限製和殘酷的迫害之下，流民們忍無可忍，終於在成化元年(1465年)四月，由劉通、李原等先後領導，發動起義。

劉通，河南省西華縣人，臂力超群，曾高舉起過縣衙門前的千斤石獅，故人送其綽號為“劉千斤。”他們在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溪寺稱王，國號“大漢”，建元德勝。以石龍為謀主，以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冀；另設將軍、元帥、國師、總兵等官職。起義軍活躍在襄陽、鄧州、漢中等地，四方流民，紛起響應，隊伍很快發展到數十萬。

事發之後，當時在此視察的副都禦史王恕，急忙奏報朝廷。五月，任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合湖廣總兵李震，會同王恕三路大軍並進，全力以赴鎮壓起義。到第二年五月，起義軍經過長期的浴血奮戰，雖然多次重創官軍，終因力量對比懸殊，劉通、苗龍等主要首領四十餘人不幸兵敗被俘，均被解京磔殺於市。起義軍男子十歲以上皆多被殺害。隻有劉長子、石龍等暫時幸免，(他們)轉移到巫山等地，繼續進行鬥爭。後因劉長子的叛變，劉通之妻連氏及其部將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均被誘殺，使起義失敗。叛徒劉長子也沒落得什麽好下場，最後也同石龍等一起被磔殺。

起義雖暫時失敗，但並未就此罷休。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荊、襄流民又在李原等人領導下，繼續進行起義。李原，河南省新鄭縣人，被人送以綽號“李胡子”。他原是劉千斤的部將。劉通失敗時，他同王彪等有幸得以逃脫，不久又聯絡了其他起義軍將領小王洪、石歪脖等，再度起義，往來南漳、內鄉、渭南之間，並重建起農民軍政權。李原被擁立為“太平王”。明朝政府聽說這一消息後，舉朝皆驚。十一月，趕忙任命都禦史項忠為統帥，總督河南、湖廣、荊襄等處軍務，前往征討。項忠老奸巨猾，到襄陽後，采用了圍困逼降的辦法，在險處分別駐兵，派人到處張榜招撫，致使廣大流民受騙，扶老攜幼，紛紛出降，竟多達40餘萬。另有144萬，則被項忠軍隊強行驅逐出山。有的遣返還鄉，有的則被充軍湖廣、貴州等地。項忠軍隊入山後，不論是起義軍，還是一般老百姓，都縱縱容部下隨意濫殺。史稱“盡草剃之，死者枕藉山穀”。而被充軍湖廣、貴州者，又多死於中途，“屍滿江滸”。事後，大劊子手項忠為給自己歌功頌德，竟樹起了所謂《平荊、襄碑》，但廣大人民卻都嘲諷為《墮淚碑》。至此，轟轟烈烈的荊、襄流民大起義，便被鎮壓下去了。

但是，流民並未就此消失，而是始終“逐去複至”，依然“屯結如故”。從而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開始認真研究經驗，如何妥善解決這一空前嚴重的流民問題。所謂“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國子監祭酒周興謨編寫了《流民說》，以深刻的筆觸，詳細闡述了荊、襄流民的發展過程，總結了自東晉漢來曆代封建統治者處理該地流民問題的經驗教訓。他提出，政府應該允許流民就近附籍；離郡縣遠者，則要僑設州縣，即“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裏甲，寬徭役，使安生業”。都禦史李賓也非常讚成這一說法。朝廷采納其議，於是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春二月，命都禦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

七月，北城兵馬司吏目文會，在其奏疏中不僅指責了白圭、項忠等人對“劉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繼作亂”的“處置失宜”，以致使流民“終未安輯”的錯誤。同時提出了三條建議：一是荊、襄閑置的沃土，應當任民盡力耕墾，願回籍者聽便；二是，選擇良吏，好生慰撫，令軍衛官兵嚴加鎮守，以使流民“自安”；三是，增設新的府、衛、州、縣、立保甲，興學校，厚風俗，使民趨善”。朝廷采納此建議，並發此疏至鄖陽，命原傑在工作中作一參考。

原傑赴任後，“遍曆諸郡縣，深山窮穀，無所不親至”。所到之處，“宣朝廷德意，問民間疾苦”，深得民心，“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為良民”。為了妥善安置這眾多的流民，他特意召集湖廣、河南、陝西等省的巡撫、按察使、都指揮使和布政使等地方要員們，共同商議。經過反複商討，最後決定：113000餘戶流民中，除願回原籍的16000餘戶發還外，其餘願定居此地的96000多戶，則允許他們各占曠土，官府計丁力限分給，令其墾種，永為己業，以供賦稅徭役。為更好地管理這些新附籍的流民，令湖廣省割出竹山縣部分地區，分置(在)竹溪縣；割出鄖、津部分地區，分置在鄖西縣。令河南省割出南陽、汝州、唐縣等處部分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等三縣，令陝西省將商縣分為商南、山陽二縣，而升商縣為商州。升鄖縣為鄖陽府，管轄鄖、房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津等六縣。為了便於管理，他們又決定，將流民同居民交錯居住。並在鄖縣立行都指揮使司以及衛、所，加強控製和防範。原傑與眾官協商既定，便上報朝廷，並推薦原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府第一任知府，薦禦史吳道宏，代自己繼任經略。疏上，憲宗皇帝當即批準，下詔擢升吳道宏為大理寺少卿，兼製湖廣、河南、陝西三省，撫治鄖陽等八郡，開府於鄖陽。原傑則被詔封為南京兵部尚書。至此，轟轟烈烈的荊襄流民起義最終結束。